崔永元：等一等，您刚才不是说一个大棚是一万多块钱吗。

　　刘瑞山：我说是鉴定的时候，理赔有一个定损，大棚薄膜了给2800元，架子全部坏了理赔一万。

　　崔永元：这个风灾损失只是薄膜坏了，钢架没有问题。

　　刘瑞山：对。

　　崔永元：西瓜呢？

　　刘瑞山：那个的时候我种的是甜瓜，大部分都是。

　　崔永元：因为种的是甜瓜，所以西瓜没事。

　　汪蚕清：我们种的是甜瓜，那时候苗子到4月8号左右，刚刚要结果。

　　崔永元：那是最关键的时候。

　　刘瑞山：多少有点损失，但是及时把棚架起来阳光照射还是重新生长，还能结瓜。

　　崔永元：那就是赔了薄膜的钱没有赔瓜钱，或者说你瓜就没有上保险，或者说就没有这个险种。

　　刘瑞山：因为设施农业本身，如果这个设施入保了，就等于是农田作物进行保证了，受害问题就少了，它有高架支着、薄膜盖着，下雹子也不怕，下雨也能遮着，风灾倒了以后支起来继续生长。

　　崔永元：我给您算算账，从你的角度咱们考虑这个问题，就保西瓜多好，把西瓜上保险以后，我们天天盼着下雹子，赔西瓜的钱多好。

　　刘瑞山：这不行，从我的观点是不行的。

　　汪蚕清：我觉得小崔这个主意最好，我回去以后就鼓动湖州的农民上保险，光保西瓜不保设施了。

　　崔永元：有道理是吧，这样保完了以后坐家里等着刮风就行了，农民还是淳朴的，没有我们这么坏。

　　吴焰：保险有一个定位，刚才支书讲了，它实际上不能把预期收益在农业保险当中作为一个保障，基本上它要保证的前提是，农民的基本投入不能够打水漂，损失之后要能让他得到救助，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的。

　　崔永元：也就是说我虽然想得很热闹，但是保险公司根本不会给你这么做。

　　吴焰：农民也不期望天天刮风下雨。

　　周延礼：农民将来主要寄希望他的农产品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将来农产品能够到收获季节，西瓜该收了，市价也好，卖出的价钱比他侥幸心理单独投保的果实保险能更好一点。

　　崔永元：你们是怕我这个观点在全国普及是吧。

　　周延礼：你这个观点很好，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对风险单位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假如说有的塑料大棚、钢架里面种上果实，这可能要保农产品果实的时候，费率就低，但是不盖大棚，没有刚架，就保果实这个费率就高，这也是一个叫风险评估、风险预防这方面的一些措施。

　　崔永元：您看您是保监会，为什么不站在我们这边，老向着他们说话？

　　周延礼：这个主要是防灾防损，对投保人来讲，很重要一点不是将来为了拿赔款，更主要是防灾防损的办法减少损失。

　　崔永元：周先生您说，现在这个农民遇到灾害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国人保吧，是党和政府。

　　周延礼：但是党和政府关怀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险业也是党和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健康快速协调运行，一种市场化风险转移的手段，在西方国家这都有成熟的做法，是遇到风险的时候用一种替代的方式风险转移，把风险转移通过另外一种形式，不是完全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安排分保，保险公司通过风险的证券化形式，其他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形成一种全社会、全方位的风险转移机制。

　　崔永元：吴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焰：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应该更重视保险机制，保险机制一个很重要的效应，把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成数放大。我们这次灾害其实也是看得出来财政和民政的拨款，几乎是一块钱对应的是一块钱的损失，甚至是不及，只是一种我叫它是一种安慰性的扶助，但是保险机制可以使一块钱乘数放大。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保险机制，在社会的财政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使它的效益极度放大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我认为更应该在我们财力不很强的情况下怎么做到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保险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外成功的经验也在这里。

　　崔永元：我怎么听着这事像一个圈套，这个保险公司在拓展业务的同时，不光盯着保户的钱包，还在盯着政府的保险柜。

　　吴焰：这个问题是你的错觉，我觉得你今天很多都流露出对保险业的一种不信任，你这个心态我感觉好像是社会上普通的一种心态，因为保险你不赚我的钱，我的钱没有风险损失，你不是就把钱拿走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看到保险业是带政府性质的服务性工作，这种准公共服务品的提供和管理，如果说没有保险公司这样一个专业化的运作，政府层层设机构、人员把保单送到农民手上，损失以后他再去核定，然后再去赔付，造成的运作成本将会极大的高于这个方面。

　　周延礼：保险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保障，在稳定经济、风险防范、加强风险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崔永元：你应该理解我的这种善意。你看我用这种敌对的方式提问题，您今天说得多痛快。要不然咱们都顺着一个方向说您可能早没有乐趣了，其实我还是会说好听的话，但是我们请的观察员就不一定了，我来介绍两位观察员，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先生，欢迎你，另一位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张庆源欢迎你，你们听完我们的谈话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现在可以问。

　　史培军：我先不问问题，他们两位一位是我们报协的行政监管部门，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人保公司，听了他们俩和你的这段对话感受两点，他们既希望加强保险业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也是刚刚开完会的服务型政府建立的重要一条保障措施，第二件是他们认为保险业可以承担我们国家的重大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我不完全这样认为，在减灾这样总的概念中，思想措施在我们国家都在采取，第一件就是过去最传统的安全建设。第二件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的救灾、救济。第三件事是2003年以后政府搞的应急管理，因为我们非典以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应急管理。第四件事就是保险在灾害风险管理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在这四个中间，我们的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重视了安全建设，救灾救济、应急管理，但对我们的保险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它管理风险的地位认识不都。

　　崔永元：史校长您刚才说的这四项顺序是怎么排的，是按重要性排的吗？

　　史培军：是按我们国家过去工作的顺序排的，中央政府过去在一开始我们就重视各行各业的安全建设，然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不到一定程度，我们必须灾后搞好灾民的救灾救济工作。

　　崔永元：排序是这么排，但并不意味着保险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史培军：对，是因为我们希望建立综合减灾这样的体系，希望保险在这个体系当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发达国家管理风险综合减灾的基本经验，我们国家经过30年市场经济的建设，刚刚公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经济的程度已经达到了75%，以上OECD国家的研究，任何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水平达到了70%以上就可以开办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我们国家因为地域很大，发展不平衡，所以不能一刀切，我仍然以为这四种方式都是我们国家综合减灾不可少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很大有差异。但是有一条是没差异的，我们国家已经有能力进行巨灾的风险防范，在巨灾风险防范中政府仍然要起重要的作用，要创造良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我们的企业或者社区的家户应该有一定能力的人要参与保险。第三块保险公司要积极地创造这种带有一定政策性的险种，像我们的农业保险就是政策险种，我们六个试点的省中央政府拿一点钱我们就可以开办起来。现阶段这次南方雪灾后我觉得我们中央政府应该抓紧开展建立救灾的风险管理的保险制度。

　　崔永元：张记者有什么问题？

　　张庆源：因为我们今年也在报道两会，我注意到吴总作为政协委员一共提了十一个提案，其中一个提案就是说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国家的巨灾保障体制。

　　吴焰：现在灾后是财政补贴把财政补贴换成保费，然后建立财政资金的支出和保费之间的关联。我知道保险是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总归是有一些经营风险的，从宏观上要建立起这个体系之后，会不会比原来的财政补贴增加了很多风险。这个制度，我提这个建议也是基于这次总理报告当中一个五年回顾，五年来对三农的支持是16000亿，其中讲到五年来对农村的灾害补贴、救助551亿，其实我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是有触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跟经济的角度讲，或者更有效的角度讲，我们建立一个保障机制，风险救灾的这样一个救助机制，这种救助机制不至于使受灾的区域和公众得不到有效救助，也不至于使保险公司由于承担巨额保险、风险倒闭，或者大面积倒闭，这个问题也不至于使得政府在一个大的灾害发生之后，难以以当时的财力实行大范围救助，所以我是基于这个想法提的。

　　史培军：我还想补一句，它这个问题的根源，政府的财政资金在灾害的灾前、灾中、灾后都可以发挥作用，灾前可以提高防御灾害的能力，防御能力低保险公司就很难介入，因为我们要符合大数定律，你天天都招灾，我保险公司没法干。灾中就要搞应急管理，不论到什么阶段政府都是应急管理的主导地位，谁都替代不了，世界各国如此，灾后的恢复重建有多种模式，我们有救灾救济，我们可以通过保险赔付来提高它的恢复重建能力，当然还有社会捐助提高的能力，现阶段的问题是中央的财政资金在这么多灾前、灾中、灾后中你投向哪一块效益更高，我认为先阶段在我们有了基本的安全建设，基本的应急保障和基本的救助体系上要把钱更多的投向我们通过保险途径的恢复重建方面来，问题在效率会更过，效益会更高。

　　周延礼：今年总理的报告当中也特别强调要给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大他的试点、扩大保险的覆盖面，所以这也是中央对支农惠农防范农业风险灾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崔永元：今天跟你们交流我觉得非常高兴，我们希望保险业在发展一步，将来给我们理赔的时候更通融一点，这样大家就会皆大欢喜，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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