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保姆大量缺少 外来“和尚”偷着念经
不能和主人一起用餐;不要收听电话录音;早上7点前不要进入主人房间;不要给宠物喂食牛油……这都是菲佣应该遵守的规则,足足几百条。当然,雇主要为此付出每月3000元的报酬,以及冒“非法用工”的风险。而菲佣进军广州、深圳的背景是,中国本土保姆非常缺乏,而且素质低下。
深圳市福田区一个儿童乐园里,10岁小豪和妹妹在蹦蹦床上开心弹跳。不远处,站着他们的外籍“保护伞”。
“保护伞”皮肤黝黑,身材矮胖,扎着两个辫子。她叫Amily,26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而现在的角色是一个菲佣。
每天,Amily6:00起床,整理家务并开始做早餐;7:30送孩子上学;8:30上街买菜;9:00洗衣;10:00整理卧室……一切有序,如同电脑控制的机器人。
她的雇主王佩玲和先生每天6:30起床时,家里已经非常整洁。饭桌上放上了一家人的早餐。但Amily不会跟雇主共同用餐,这是她的职业道德之一。
“我们穿的衣服、换的袜子也是经过细心熨烫,提前放在卧室里的。中国保姆绝对做不到这些。”王佩玲说。
此前,来自香港的王佩玲换过若干内地保姆,但服务质量始终无法让她满意。菲佣易管理、为人温和、工作态度积极。善解人意的Amily在王佩玲情绪不佳时,还愿意和她谈心。“Amily同时是孩子们的英语教师,解决了家教问题。”王佩玲说。所以,她认为雇用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Amily,每月付出3000元是值得的。
禁不掉的需求
上千个如同Amily的菲佣,正在进军广州和深圳市场。这个现象折射出的背景则是“保姆荒”。深圳的185万户家庭中,约1/4需要找保姆,而保姆缺口超过了10万人。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人大代表庄顺福等13人提出建议,希望政府放开相关政策,允许引进外籍保姆。目前,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已经有一些菲佣,但她们大多是由一些打“擦边球”的劳务中介以种种不正规的方式引进的。
按照1996年国家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籍人士到中国工作,必须要取得工作签证。而取得在华工作签证的外籍人士主要以专家、海员、跨国企业的雇员等专业人士为主,菲佣只是纯粹的劳务输入,其雇主又是家庭而非单位,自然不在此列。
广州、深圳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都表示,“有关部门目前没有接受或者批准任何‘菲佣’的就业登记。”因此,菲佣在华从事家政工作都属于非法行为。
为此,代表们建议修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中“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的规定,放开相关政策。
“完全禁止菲佣来华已不适应珠三角及沿海城市家政市场的发展需求,必须对国家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国家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地区试点,广东省可以选择在深圳、广州。”来自深圳的人大代表庄顺福说。而在比邻深圳的香港,每十户就有一户聘有家庭佣工,当中九成是外佣。
中国淘金梦
而在“非法”的背景下,菲佣和中介机构只能游走于灰色地带。他们对外界的关注保持低调,对于媒体的询问也一律拒绝。
南方周末记者以雇主的身份走访广州、深圳若干家提供菲佣服务的中介机构发现,一个菲佣的月薪均在3000元以上;同时,雇主还要一次性支付给中介机构4000元甚至更多的费用——包括过境手续费、体检费、培训费,以及中介机构为菲佣被雇用前提供的住宿费用。
深圳一个家政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在深居住的外国人聘请菲佣,主要是因为在语言上容易沟通;在深港人请菲佣,是因为她们可以提供“五星级”服务;而内地富人请菲佣,则是希望她们能帮助孩子和家人学英语;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摆阔”。
菲佣进入中国后也发现:这里的市场非常广阔。
21岁的菲律宾女孩Marry是来中国“试试运气”的,年轻的外表和稚嫩的声音和想象中的菲佣相去甚远。她读了一年大学便因为经济不支而辍学,没有做女佣的经历也没有经过任何家政方面的培训。然而她本人身上似乎没有丝毫担忧,“试试运气吧,朋友们都说中国好找工!”
而Maucon来中国“是因为生活比较便宜”,这位菲律宾正规大学的教育学学士,曾在日本做过女佣。她看起来更加成熟,态度随和而且自信。之所以离开日本,是因为“那里工资是高很多,但是消费的也高”。
“像Maucon这样素质的菲佣,很快就会被雇主挑走。”广州某中介机构的张女士对记者说,“其他人也没有问题,中国雇主更看重的是她们说英语,主要是想为孩子创造一个英语环境。”
而对于自己本身并不说英语的中国雇主来说,这并没有阻碍他们对菲佣的需求。相反,菲佣的英语能力却是吸引他们的最大因素。
但记者发现,许多菲佣的英语口语比较糟糕,不乏“滥竽充数”者。如同中国一些学校请的外教一样,满嘴的东南亚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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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上岗
因为知道雇“菲佣”属于非法行为,部分中介机构则巧立名目为“提供菲律宾家庭教师、管理人员等”。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菲佣进入中国“曲线就业”的两条主要途径,即以教师或是以引进菲律宾籍培训师培训中国保姆的身份来华,实际上提供家政服务。另一条途径——也是绝大多数菲佣来粤采用的方式,就是跟随雇主拿到旅游签证或是名义上受雇于雇主所在的公司,从而办理到工作签证。采用这种方式入境的菲佣,每三个月就必须出境一次重新办理入境手续。
在内地打工的菲佣一般经由香港公司中介,由菲律宾家政学校输送,或由港人在内地注册的家政公司引进,这些家政公司通过在网站上打广告或留咨询电话的形式,或派发宣传单到富人较集中的住宅小区,以此招徕雇主。
这些集中于广州、深圳的中介公司,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雇主可以了解到菲佣的详细资料,甚至可通过视频挑选菲佣。雇主可以以电话、网络视频或者面对面的形式对菲佣进行面试。
前不久,内地公安机关发现,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机构利用深圳与香港相近的特点,在深圳开办专供香港市场的菲佣印尼佣培训班,而参加培训的学员是持旅游签证入境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深圳从事家政服务的菲佣不少于800人。深圳一家政公司负责人介绍,请菲佣的费用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担的,首先要支付“入门费”——包括领事馆签证费用、体检费、公证费、来中旅费、菲方中介费、培训等手续费用和付给该中介机构的服务费;其次则是菲佣的每月工资,视其学历、资历、能力不同约为4500元。此外,雇主还要支付“菲律宾家政人员”两年一次的来回探亲的机票费用。
同时,该负责人称,为了以防万一,该公司还为所有的“菲律宾家政人员”购买了意外保险和住院保险。各种费用加在一起高达上万元,比本土的保姆要高出五六倍。
外来“和尚”VS本地保姆
一方面,是中国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却是保姆市场供不应求,外来的菲佣价高且受热捧。深圳劳动学会秘书长郑清钟认为,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深受“保姆荒”困扰的深圳居民刘玲说,“重要的还是心态,一般国内保姆都没有把做家政当成一种事业来看待,没有想到怎样去更好完善自己的服务,甚至把雇主提出的一些要求当做是蔑视和刁难。她们只是把做家政看成是一种临时的生存方式,用贩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金钱的一种手段。”
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地认为这个行当“低人一等”。“去年几个大学毕业生到上海做家政曾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认为是大材小用,看来就业观念还是一道坎。”刘玲说,不要说大学生,就是普通人也认为做保姆“低人一等”。
而这正是菲佣与普通保姆的最大区别,菲佣对于职业雇主的归属感,以及自动、自觉的工作方式,让自己得以脱颖而出,得到雇主的青睐。
某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张女士举了个例子说,最基本的,同样是洗衣服,菲佣除了习惯分类洗外,还会熨叠整齐。
张女士拿出一份协议,上面密密麻麻地用中英文写着雇主可以对菲佣提的要求,如:不要收听电话录音;早上7点前不要进入主人房间;不要给宠物喂食牛油……足足几百条。“这些都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整理的,当然还可以根据情况加入新的要求。菲佣一般都会照做,而且不会认为受到侮辱或者歧视。”
“朝阳产业”的困境
而菲佣在中国的市场备受青睐,也推动了家政服务业的发展。深圳某家政公司与菲律宾一培训机构联手,推出“中国菲佣”培育计划。首批30名来自湖南、四川的中职应届毕业生于春节后赴菲律宾,参加半年的封闭式培训,其内容包括学会用英语沟通等,其工资定位在每月2800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城市有7000多万个家庭,已有超过70%即5000万以上的家庭,需要保姆及相关家庭服务,而目前专职或兼职家政从业人员仅有2000万人,这意味着现有的家政从业人员只能满足40%的家庭需要。
一位网友的观点是:家政服务行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的管理处于空白阶段:没有一个明确的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政府部门制定收费标准;没有职能部门制定家政服务协议书范本及各方违约或产生纠纷的处理办法;没有专业部门制定家政行业经营规则和标准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目前家政市场混乱状态的根源。
所以,有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应尽早规范目前混乱的家政服务行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宜尽早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或一些操作性强的暂行条例,以保护保姆的权益、规范家政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从而保证家政市场的规范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教科院一位教授说,“菲佣”的进入,这就给我们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一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培训一大批适应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实用性人才,缓解失业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
近几年,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很快,可这些新高职却大都是循着本科院校的办学套路走,不考虑市场需求,不根据地方经济特色,盲目跟风赶时髦,而对投入少、见效快的家政服务专业却是不屑一顾。
“下功夫对现有保姆市场加以规范和完善,在保姆素质日益提升的同时,让保姆待遇水涨船高,使‘保姆荒’这个在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市场来妥善解决。”这位专家说。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特约撰稿 文君 实习生 陈晨 郭丽萍 发自深圳、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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