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5：1979年的中国大陆正走出十年动荡的阴影，刚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整个国家站在了经济发展新的起跑线上。而此时海峡对岸的台湾经济正加速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被引入台湾，林毅夫在台湾已经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来到大陆后，林毅夫却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主持人：那个时候祖国大陆MBA是什么是不知道的，而且您当时到了北大选择的学经济，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吗，/为什么要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林毅夫：因为要了解这个社会体系，如果我想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不了解这个社会体系，那我就没有办法扮演我应该有的角色，所以我想学马列主义是了解当时的意识形态，了解当时社会制度必有的原因是什么？所以那个教育对我来讲还是非常宝贵的。

　　主持人：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形容那段教育对您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台湾和大陆，它的经济体系应该说是完全两套不同的理论和体系。

　　林毅夫：最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国情。跟里面他对一些大的历史的看法，我觉得是有不少帮助的。应该讲马列主义我们还是研究得很深。当时没有研究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刚才被介绍进来。/但是从研究马列主义来讲，我们很多老师很多教授，他倾注一辈子的心血，他也是研究的非常深的。

　　主持人：学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接受不了的一些东西？

　　林毅夫：因为任何理论体系都是非常严谨的逻辑。那么马列主义对我接受起来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那么你沿着这个逻辑，你就知道它是一步一步怎么推论的，那么怎么形成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那么帮助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有一些东西，到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作用于经济基础。那么其实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来的。那么就是现在西方非常盛行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其实讲的同样是这个道理。

　　解说6：林毅夫在北大潜心学习，而那时的北大恰逢改革开放初期，校园里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就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林毅夫遇到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舒尔茨。

　　主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林毅夫：他在北大做了一场演讲，我帮他做翻译，他比较满意。所以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以后，他就写了一个信讲说，如果你到芝加哥大学来求学，感兴趣的话，他可以安排一个奖学金。

　　主持人：那么当时想过没有，去美国留学？

　　林毅夫：从来没有想过。

　　主持人：你是一个学经济的人，为什么没有主动的想过到经济学的，有人管它叫经济学圣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去学习，为什么你连想过都没有想过？

　　林毅夫：如果我要想过，我就从台湾去了，我就不用到大陆来了。

　　主持人：那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林毅夫：当然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也是同样仔细考虑了以后，当然去学习，我了解的很多，我对两套体系都很了解，后来对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可以做出更好的贡献吧。

　　从中国到美国 从计划到市场

　　他如何看待两套理论体系间的冲突

　　分别4年才与妻儿团聚

　　相逢时他又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

　　解说7：1982年，林毅夫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指导下，开始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

　　主持人：从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环境下，一下子就到了西方，到了这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们是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最出名的，就是这种变化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

　　林毅夫：其实这个变化对我来讲，也不是那么大的冲突，因为前面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体系，西方市场经济学也是一个逻辑体系。应该讲起来，对很多问题他都有看法，这个看法不见得一样，但是它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推论出来的，其实我发现，任何理论都一样，任何学问它最后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然后来建立它整个的思想体系。

　　主持人：那么站在美国，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当时80年代初，80年代中，对于经济的研究的水平，应该说还是有高下之分的？

　　林毅夫：那这样就不是自己做学问的机会了吗？但是并不是简单的把西方的理论拿来就使用，所以这个高、低是怎么定的，适用的就是高，不适用的就是低的吧。如果从这样来讲的话，也无所谓高下之分，国外理论可能研究的很深，但它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啊。那么国内的学者，不管是中层研究部门，或者是我们在理论界的，他研究问题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算得上一个高。

　　主持人：那么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收获还是一个就是说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了解，同时一个很严谨的理论，这个思维的训练。知道怎么样深入去观察问题，那么从问题了解它形成这个现象各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然后从这个了解当中，形成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或者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这样的一个理论思维的训练，跟理论研究范围的训练，我想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益最大的。

　　解说8：林毅夫几乎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提前一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证》被博士导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主持人：为什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里面，你又选择把农村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

　　林毅夫：这个有客观原因，有主观的原因。

　　主持人：都是什么呢？

　　林毅夫：主观的原因是中国的问题，农村问题是最大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中国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客观的原因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要外国学生博士论文是写他自己母国发生的问题。在1984年的时候，我想对中国来讲，最清楚的变化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所以我一方面也关心农村问题，二方面当时农村改革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以中国的改革作为我的论文题目，所以也是一个与祖国关联的一个结合吧。

　　解说9：1983年，林毅夫在美国求学的第二年，他的妻子陈云英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美国，这是他们在分别四年后的第一次相聚。

　　主持人：这四年的时间，有音信联系吗？

　　林毅夫：当然有，通过我在国外的亲戚，把信息带回台湾说我还在。

　　主持人：你们双方之间夫妻之间就是没有打电话？

　　林毅夫：那当然不行了。

　　主持人：通信呢？

　　林毅夫：那也没有办法直接寄啊。

　　主持人：比如说你的一封家信可以通过第三方再寄到你妻子那儿？/

　　林毅夫：那倒是可以。有过。

　　主持人：你当时已经是一位两位孩子的父亲了，对于孩子的思念，那段时间我很想知道，这四年是怎么过来的？

　　林毅夫：当然是，做任何事情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然我很幸运的就是说，我妻子很谅解我，她也跟我有相当共同的理想。那么你要追求一个理想，又不能同时做的时候，总是有人先做，有人后做，但是我相信我们理想是一致，我们心是一致的。彼此即使距离的非常远，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

　　主持人：那如果没有这次出国留学的话，恐怕你跟你妻子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相隔时间还会更长一些？

　　林毅夫：是，当时心里准备是更长一些。

　　主持人：你的心里准备其实是多长时间？

　　林毅夫：这个当时想到也许像王宝钏吧。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真的是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林毅夫：是的。

　　主持人：这种坚定不移的强大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林毅夫：我前面讲我一直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平衡。在台湾发展当然不错，但是跟我追求的目标思想是相互冲突的，到大陆来，我可以追求我自己内心这么一个统一，那么这个统一跟社会是一致的。那我是比较幸运的人，我就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个时代对我很好，这个周遭人对我都很好，那么一些事情都比想象的好，我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反过来看好像又取得效果好了很多。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追求自己的内心目标，一定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吗？

　　林毅夫：这就看你怎么定义幸福。幸福的定义，我觉得中国的，不管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还是佛家，我想最高的幸福还是内心的平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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