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1日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近日接受中新网专访,就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未来前景、美国次按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问:今年"两会"后,新一届政府将领导中国将展开新的五年蓝图。您认为未来的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挑战?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将会出现怎样的发展,需要面对哪些问题?
巴曙松:今年的"两会",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应该会总结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成就、逻辑和经验,也会基于此分析中国未来新的发展机遇、面临的挑战,引发如何更好前行的讨论。就中国金融业来讲,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短短的几年内取得重大的改革成效,有其值得总结的内在经验与逻辑,我的理解,这种"逻辑"是既把握国际视野,又坚持中国智慧、立足于中国国情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五年前中国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在当时启动改革的时候,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几乎大多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业已经技术上破产,虽然在改革初期可以说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在改革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艰苦努力下,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已经大为提高,也成为外资金融机构争相投资和看好的对象,成为资本市场上影响力十分大的蓝筹。
可以预见,下一个五年,中国现代金融格局可以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进展而继续深化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在这"五化"的背景之下,金融业首先要对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果进行巩固调整,包括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等。金融改革更为注重向金融资源配置的均衡化方向发展。实现城市和农村、投资与消费、制造业与服务业等都更为均衡地获得金融资源,包括健全农村金融组织,推进农村金融创新,以建成适用"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解决融资结构性矛盾也是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将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更为均衡。统筹国际国内情况稳步推进金融业自主对外开放。十七大提出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重视开放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要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等方针,制定总体规划,优化结构。
当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将面对众多挑战。例如,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趋势下,中国金融、保险、证券市场如何加强竞争力,在WTO的开放竞争框架下,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从具体市场运行来说,一个值得关注的挑战可能来自于金融创新的审批程序。金融创新的风险和责任需要重新评估,如果把所有的金融创新决策都推给领导人拍板,可能会使得整个创新的进程延缓,实际上,在市场化的竞争中,推出新产品的责任不应该在决策者,而应该是市场的竞争推动的行为,监管者关键是加强风险监管而不是审批,应在市场培养责任自负的观念。
问:目前关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讨论很热烈。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欧美爆发金融危机之时,正是中国资本输出的好时机。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
巴曙松:推动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的企业开始熟练运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的重要起步。因此,走出去的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时机、以怎样的结构、采用怎样的战略。在具体的战略上,我们需要研究和借鉴其他在这方面取得成果的国家的经验。例如,韩国于20世纪70年代专门制定了《扩大海外投资方案》等法律条例,对于海外投资的结构、比例进行指导。我国在立法中,可借鉴与我国发展历程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熟的法律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符合我国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同时,从金融的视角来看,需要加大对企业跨国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虽然我国已经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手段,例如设立各种合作项目基金、援外优惠贷款等,但还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支持体系,因此,需要尽快将这些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支持体系,包括放松和鼓励商业银行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或考虑在境内发展离岸金融市场,逐步放松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过于严格的金融控制和外汇管制等。
在"走出去"的初期,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需要以宽容的心态来看待金融企业"走出去",不能以个案的成败来论英雄。例如,中投公司投资黑石在事后看出现进较大的亏损,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之下,在当时的估值条件下,可能有其决策的依据,例如当时入股的PE大概就是10多倍,与中国股市平均40倍以上的PE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但随着市场变化价格下跌,这就是个案的问题,不能以个案来评判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成功与否,当然,不断提高对外投资的水平和能力,积极拓展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多种投资渠道,始终是我们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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