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出公告，拟于1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消息一出，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各方声音沸沸扬扬，各种疑问纷至沓来。对听证会寄予期望的有之，抱怨听证方案晦涩难懂的有之，质疑专家有失公信的有之，认为消费者代表人数太少的有之，要求彻底公开手机通话成本的有之，更有人因为旁听听证会申请遭拒，把国家发改委告上了法庭。

　　1月22日下午2点，听证会如期召开。当天傍晚6点30分，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诸多谜底逐一揭晓。

　　悬疑一：听证会作用有多大？

　　有媒体称此次听证会是我国手机漫游费的破冰之举。听证会对推动手机漫游费调整能发挥多大作用呢？这个疑问成为本次听证会的最大悬念。

　　据有关专家介绍，这次听证会与以前的很多听证会有明显不同。以往的听证会往往都是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由消费者、企业以及全社会来进行听证；这次听证会的方案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方案，而是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委托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提出方案，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是召集听证会、主持听证会，并在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来作出决策。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许昆林说，听证会取得了预期效果，各方对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费通话费上限标准形成了共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将对听证会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调整方案，进一步征求各有关方面意见，争取以最短的时间组织出台，让广大消费者早日得到降低电信资费的实惠。

　　悬疑二：漫游成本到底多少？

　　在两个听证方案中都看不到对漫游费成本的核算，许多方面对此提出质疑：没有成本核算作为基础，听证代表如何对手机漫游收费发表意见？

　　基于大家对成本的高度关注，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在听证会上提供了漫游通话费成本的核算结果，指出高于本地通话费的漫游成本是0.048元。消费者代表乔新生认为这个结果是“答非所问”，这与听证会讨论的国内手机漫游通话费的成本不是一回事。

　　许昆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国家发改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进行手机漫游通话费的核算，会计师事务所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技术上的难题，现在国内通讯公司在会计成本核算上没有支持单独成本核算的体系，有关专家也表示这种单成本的核算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没能解决。会计师事务所只能利用一些技术参数来测算或者估算出一个上限数字。

　　悬疑三：代表观点交锋何处？

　　来自湖北的消费者代表乔新生告诉记者，听证会上每人发言限5分钟，是各说各自的话。但是，消费者代表与经营者代表双方的分歧还是很明显的，消费者代表认为降低幅度不够大，经营者代表则表示承受不了大幅降价。

　　来自北京的消费者代表张严方认为应该尝试市话、漫游费和长途电话费三费合一。来自四川的消费者代表黎香友主张实行单向收费，不管是漫游还是非漫游，都是每分钟4角钱。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代表戴崴表示反对方案一，倾向于方案二，但是指出方案二中后付费用户拨打漫游地电话的资费上限标准不应再增加。乔新生支持实行方案二。

　　经营者代表的意见主要是提出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将造成有关电信企业静态收入减少，对企业经营带来一定影响。另外，还可能加剧电信市场结构失衡的问题，并将进一步加剧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业务分流，中国联通和几家固定电信企业经营会更加困难。他们建议调整方案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悬疑四：两个方案命运如何？

　　两个听证方案在听证会前也招来诟病，有代表认为“过于专业”，媒体评价说“复杂异常，让一心想搞明白的消费者看得更加一头雾水”。国家发改委22日下午分发的材料对两个方案作了解析：两个方案都取消了现行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高出本地通话费标准资费的每分钟0.2元；在含国内长途通话费的情况下，方案一漫游状态下通话费上限标准平均下降了14.9%，方案二平均下降了63%，但后付费用户拨打漫游地电话的资费上限标准提高了每分钟0.1元。

　　根据中消协官方网站截至1月20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总共418票中，有97.61%的消费者对两个方案均不赞成。这两个方案是否都被摒弃，还是二者选其一？

　　许昆林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多数代表倾向于以方案二为基础，并建议作适当调整，希望降低资费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有的还提出了新的方案。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将在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方案。

　　悬疑五：为何不事先公开代表名单？

　　除了5名消费者代表的身份在听证会举行的前几天陆陆续续揭晓外，直到听证会举行的半小时前，主办方才披露了听证会其他各方代表的基本情况。

　　这次听证会的代表共有18位，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推荐；全国政协委员2位，由全国政协办公厅推荐；有关部门代表1位，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消费者团体代表1位，由中国消费者协会推荐；普通消费者代表5位，由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消费者协会推荐，分别来自北京、辽宁、上海、湖北和四川；专家学者代表3位，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邮电大学；经营者代表5位，分别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公司，由有关单位推荐。

　　为什么不事先公开听证代表的名单？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是为了保护代表少受外界的影响，独立思考、发表意见。许昆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听证会的代表来自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其代表性是足够了。他认为，由代表个人来发表比较独立的、公正的、不受干扰的意见，对听证会来说价值更大，从听证会取得的效果来看，这是一条成功经验，今后可能还会继续采用。但也有记者质疑：听证代表难道只仅仅是代表他个人而不是代表某个群体吗？

　　悬疑六：是否安排旁听？

　　听证会召开的前一天，热心打公益官司的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状，事由是国家发改委以会场受限制为由拒绝了他旁听听证会的申请。郝劲松指出，根据《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第十三条，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公民可以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旁听申请，经批准后参加旁听。他在得知举行听证会的第一时间，发特快专递给国家发改委，申请旁听听证会。国家发改委没有告知他是否安排旁听、有哪些人旁听，仅以“会场受限制”这一笼统的理由拒绝他，让他无法接受。

　　听证会是否安排了旁听？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一谜底终于揭晓：没有安排旁听。许昆林对此的解释是：首先受会场条件限制，其次已经邀请了多家媒体记者参加听证会，并在听证会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达到了听证会公开性的要求。

　　悬疑七：哪些媒体参加了听证会？

　　22日上午的预备会是在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下午正式听证会到底有几家媒体参加？在听证会结束之前说法不一。有媒体报道说只有据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两家媒体记者参加。记者询问报名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她说参加听证的记者须向国家发改委新闻办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参加。她明确表示据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两家记者从她这儿领取了记者证。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这两家媒体的记者参加？她说不止这两家，但到底有几家，她不清楚。

　　在听证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共有15家媒体26名记者参加了听证会，他们来自人民日报、据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中央级媒体。记者问国家发改委新闻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媒体记者是通过什么方式参加听证会？为什么只选了有限的这几家媒体？她回答说，新闻发布会都举行了，没必要再追究参加方式了；只请这几家媒体是由于会场受限制。(张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