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中国劳动学会在一个薪酬论坛上指出，2002年到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年均递增12%，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本报社调中心当时所作的调查显示，95%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涨了工资”。为何大家对涨工资都没感觉？统计出来的涨幅都涨哪儿去了？

　　文跃然：工资是在涨，12%的数字我觉得没错，老百姓觉得没有涨，也没有错，这是一个心理感受问题。第一，工资增长没有消费支付能力的增长那么快。比如我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家里就没有钱了，工资再增长也没用，还是没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工资制度挺奇怪的。工资固定部分少，奖金多。总量可能增长，固定部分没涨，大家就感觉没涨。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房子。买了房子，就没钱了。扣除房子的问题，我觉得居民工资的消费需求是增长的。

　　中国青年报：有学者认为，要解决居民生活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涨工资，而是财政补贴。因为工资是刚性的，涨了就不能跌，而且会进入成本进一步提高物价。你认为呢？

　　文跃然：国家给低收入者补贴，如果补贴的是现金，还是会形成消费能力，效果和涨工资是一样的，还是会导致物价上涨。

　　如何在工资增长的同时保持物价控制，这是政府要做的。政府有责任控制物价的增长。将物价增长的幅度控制在工资增长幅度之下，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政府可以控制货币发行量，还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

　　中国青年报：一些网友认为涨工资主要是高收入者的事，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可能很少涉及，你怎么看？

　　文跃然：有学者说，工资增长应该主要增加那些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个观点我赞同。其实从媒体和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肯定会受欢迎，因为低收入者是占大多数的。

　　但片面强调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片面地偏向低收入者，而对精英忽略的话，可能会压制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收入增长主要还是要靠税收来调节。

　　我赞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时采用补贴的方式，来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而不是打包在第一次分配里面。应该告诉老百姓的是，你不能什么都占了。没效率的人也拿了很高的工资，会让整个国家没有动力，这对国家竞争力是很不利的。

　　中国青年报：也就是说第二次、第三次里面才强调公平，第一次还是以效率为主？

　　文跃然：效率为主，这个观念还没有谁这样讲过，一般都说效率和公平兼顾，但是要分清楚在什么时候要，不是所有的阶段。我觉得第一个阶段以效率为主，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主。

　　中国青年报：涨工资可能让那些没有工资的人，比如自由职业者和下岗职工的生活更加困难，他们该怎么办呢？

　　文跃然：这也要靠二次分配。国家调节，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其他方面的完善。在第一次分配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同步增长的。没工作的，没贡献的，就不会包括在这里。

　　西方有一个基尼系数的概念，讲的就是收入分配是否平均。我们除了关注总量、平均水平之外，还要关注基尼系数，在工资增长的同时，确保收入比较平均，或者说贫富差距不要拉得那么大。

　　中国青年报：你对2020年居民收入分配有什么预期吗？

　　文跃然：收入分配肯定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不平均，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更少数的人得到更大的财富，收入会向绩效高的人倾斜，因为这个国家越来越讲绩效，有能力的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也不能怪一次分配。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有责任在这一块多做些文章——如果政府不加干预的话，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还会演化下去，大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转变了。(实习生 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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