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本报记者 李卫玲

　　评点：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　李稻葵

　　2007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宣布加息。

　　这已是央行在过去的一年内第六次作出加息决定。央行表示，希望通过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11月，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4.6%。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如果CPI指标达到4%，说明已经发生了轻度通货膨胀；如果超过5%，可以说，全面通胀的状况将极有可能到来。

　　寻求“非典型”经济对策

　　从总体上讲，导致我国物价上升的货币因素是次要的，经济结构的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光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不行的，需要一种组合的经济政策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停留在传统型的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上，但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应该考虑中性的货币政策

　　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一时间，媒体风声鹤唳，把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解读成了“过度从紧”。对此，长期研究货币政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表示，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适度从紧，并非媒体夸大的那么“过度从紧”。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也指出，从总体上来讲，导致我国物价上升的货币因素是次要的，经济结构的因素才是更重要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光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不行的，需要一种组合的经济政策。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停留在传统型的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上，但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一轮通货膨胀属于非典型性通胀，而非典型性通胀需要非典型性对策来应对。”李稻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李稻葵认为，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应该考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缓解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的压力，防止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传递到产品市场，帮助企业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

　　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减少企业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对企业而言，成本推动型通胀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未来的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对成本的控制上，而这依赖于技术进步，以节省原材料与劳动力的技术增强竞争力，这才是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高度重视的问题。

　　“成本推动”跃为主因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非典型意义的新型通胀。它是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逐步见底、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这种通胀将在中国经济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势头。但是，受食品、能源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加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07年1-11月，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6%，而11月当月CPI更是达到6.9%，创下了11年来的最高值。不少专家甚至担忧，中国已经进入全面通胀时代。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非典型意义的新型通胀。中国目前的通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逐步见底、农村劳动力相对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这种通胀将在中国经济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短缺将是一个新时代的特征，而国际原材料价格也将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持续上涨。”李稻葵说。

　　国家发改委在分析去年的物价上涨时也认为，去年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结构性上涨。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八个类别，食品和居住类价格上涨的影响是最大的。其他六大类价格升降相抵，对价格总水平上涨几乎没有影响。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称，去年的价格上涨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市场看，石油价格高涨、小麦减产、美元贬值直接推动了国际市场石油、粮食、油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国内市场看，成本推动、供给减少和需求拉动是主要原因。

　　事实上，过去30年中，通胀曾反复在中国出现，最典型的是1985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但这类通胀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胀，其共同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过分活跃，伴之而来的是消费高涨，使得社会总需求高于生产能力，导致价格上升。

　　李稻葵指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成本推动型通胀时代，需求拉动型通胀在中国很难再次出现。

　　“首先，如果中国出现的是需求拉动型通胀，那么其形态往往是全局性的，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会导致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的飞涨，而当前的通胀突出表现为农产品价格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李稻葵说。

　　其次，如果今天出现全面需求膨胀导致的通胀，那么绝大部分产品市场上都会出现需求大于生产能力的情形，这显然不符合当今中国经济的特点。当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内消费明显不足，绝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倚重出口消化产能，钢铁、水泥、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表现得较为突出。

　　再者，从储蓄与资产价格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储蓄率阶段，居民储蓄率在35%以上，企业储蓄占全部储蓄的65%以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实质性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居民、企业、政府会突然由储蓄转向消费，引起全面通胀。

　　当今中国大多数居民已经开始寻求资产性回报，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储蓄涌向各种资产(投资品)，导致了证券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在大多数居民温饱已经满足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出现居民大量抢购基本消费品的局面。因此，需求拉动型通胀在中国很难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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