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2日电 12月11日，首届全球外包大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隆重举办。澳大利亚前总理、亚太总裁协会全球主席鲍勃.霍克在全球外包大会开幕式上致辞。以下是致辞全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在全球外包大会开幕式的致辞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们要祝贺天津市政府、亚太总裁协会、国际外包中心主办这次峰会，也感谢你对我们进行邀请，让在这边讲一个全球经济整合的的问题，我觉得我在这里应该介绍的这个主题，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对于外包行业的一点见解，自从我上次访问天各位当中津的是已经有有很多人在这方讨论面的一段时间，所作出的贡献，那么天津在中国继续地经济在我过去几年没有来天津的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各位朋友，我对于外包行业以及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些具体细节的知识，这别不是我自己的一个专长，但实际上在专长只是要比我好得多。也许我应该考虑的是更广泛的背景，也许我应该跟大家介绍的是在这个外包行业发展更广泛的背景，我们在这里比较惊讶，这次大会的发展召开证实着国际外包行业的发展，那么将会达到1.2兆亿的美元，也就是超过澳大利亚。我们估计这个数字还会以30%到40%的速度增长。最终，服务外包实际上只是反应了最基本的经济原则，也就是一个相对优势的原则，这好象是90早期的时候，一位著名的英国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这句话，各个国家和企业他们将会在经济活动的时候注重的是相对经济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体现在服务行业当中，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就会意味着区别相对优势。

　　有趣的是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例子，这是12月2日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当中，无锡的有一家医药公司是在今年的8月19日上市的一个公司，当时上市公司是一股40美元，在6周当中长了一倍，经济学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无锡的医药公司实际上是给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提供了外包服务。所以，我们看到在印度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那么，中国和印度的政府都是提供了一些税收的保护政策，另外也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劳动力也比较便宜。印度相关专业人员的工资美国是他们要高很多，在印度的情况比美国和中国好很多。像戴市长刚才提到的，在天津有很多的发展机会，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我对外包市场的一点看法，下面我来谈一下框架也就是背景的问题。

　　所谓背景就是整合性的外包经济。各位朋友，我们在中国必须要去关注这些问题，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今年，也就是在0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29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前29年和后29年，在前29年中国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然后是在1978年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由此中国就踏上了一条“后29年”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转型到了市场经济开始了对外开放。各位朋友我想我们都认识到了，仅仅看数字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29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实29年对于中国本身和全球各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中国的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平均10%，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很也可能将会取代德国。那么，早些时候中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额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家了。当然现在有这一个事实，这样的这样一个强劲快速的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预计全球增长速度将会保持5%。那么在澳大利亚一个主要的经济学家评论，他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持续下去，那么中国对于全球收入的影响力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框架这种状况，又因为中国在框架当中发挥着更加重要作用，所以我想我们要去问一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识别出一些因素，也许这些因素会威胁中国高速的增长，也许会威胁框架的稳定，从而影响中国的增长，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我想我们首先要看的是胡锦涛主席在最近的时期当中，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报告，他非常自豪地回顾了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层面上所取得的发展，而同时他也很坦诚的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这是中国领导者和人民共同面临的挑战。

　　各位朋友，现在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里来分析胡锦涛主席所分析的所有的挑战，但是我的确想花点儿时间谈一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胡锦涛主席讲话当中持续提到的一个主题——“环境可持续性问题”，这个主题特别重要。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和中国环境的持续性的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正像胡锦涛主席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在10月中旬，澳大利亚正在进行联邦议会选举，当时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选举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个选举之前有关这两个问题的分析，从这个分析当中我们看到，选民对于党派是否对这个政策上采取强烈的政策非常的关注，所以这段时期内正好就是胡锦涛主席在反复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同一个时候关注两个同样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是正确的，中国已经指出并且继续指出中国不会对全球变暖的问题负责，因为这个问题是由于过去的工业国家，也就是200年当中的工业生产而导致的温室气体不断堆积的现象出现的，所以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发达国家要对污染的现象负责。援引一个气候学家提出的中国面临两难境地，他说一般情况下，工业国家是在这种大的问题出现时候才会解决大的问题，而我们在贫穷的时候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学家也提到了一个类似的说法，我们最大的成绩也是我们最严重的负担。

　　在90年代和2001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几乎翻了两番，在这个进程当中，中国已经把自己的能源的需求已经发展起来，现在我们已经由于汽车大量的发展，大量影响到我们现在空气的质量，考虑到这些因素，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的寿命已经从35岁增长到了73岁，中国政府的报告均寿命已经由于我们的污染导致了寿命下降，这里有一个两倍的理论。从这种平衡的增长经济发展和这种中国人口的增长也是矛盾的现象。同样我们有受到了一些警报，有一些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环境负面影响，这也是给中国的领导非常成功的案例，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由于全球的变暖，中国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并不是中国能够制造全球变暖的问题，全球变暖的问题是因为200多年以来一直持续的，而并不是因为中国，中国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国内也有变暖的压力，华北来讲，自己也有些控制，科学家正在注意到。还有一些河流由于全球变暖已经开始化冰。

　　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中国的食品工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有关的领导人讲到，全球的变暖会影响到中国收入的10%，是威胁到中国食品安全的一大因素。由于全球的变暖影响我们的生产，对于大约有1000多万的农田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更多的钱整治由于这些引起的病变，还有今年的水的蒸发也要增加7%，使我们缺水的地区更加干旱，这样我使我们现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这种环境的压力随着全球的变暖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也是全球经济上整体的问题。

　　巴黎一次会议上，全世界在研究怎么样能够更好有效的制止环境恶化的混乱情况。朋友们，我认为这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因为我们发达国家首先制造了这种局势，我们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我们像中国一样，采取有效的措施，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家，也要进行立法，有力的控制对环境的污染，我建议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有效的控制污染，使全球集中利用做出有效的回应对付现在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是胡锦涛在十月讲话里反映出来的内容，现在这样的反映和这样的调整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国家也显得越来越安全而且越来越独立，同时加强了合作，互相竞争在经济生活中而不是进行战争。在环境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国际合作，互相合作才能够解决，照顾好地球这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家园。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