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转的潮流

　　“个体私营企业不是党想出来的，是就业压力逼的，盒子一打开就收不回去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

　　自谋职业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在文革中几乎被一扫而光的个体工商户，又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的个体户约有13万，到1979年底，发展到31万人。而1980年全国就业工作会议后，全国城镇持证个体工商户达70多万人。

　　个体工商户在解决自家生计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由于就业难所造成的压力，并且繁荣了社会经济。南斯拉夫通讯社1981年8月的一篇报道里就预言，“由于就业政策发生新变化，可以预料，中国人就业的数字(现在是1亿)将会越来越迅速地增加。”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个体工商户粮油关系问题在政策上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在这个月。工商总局、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部门联合发了一份《关于对城镇个体工商户货源供应等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供应个体工商户所需要的货源，并和国营、集体单位享受同样的批发价格。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这是一个为个体经济正名的文件，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悦宾饭馆在开业之初只有刘桂仙带着两个孩子干，后来大儿子从外地上山下乡回来，也到了饭馆帮忙。他们不敢雇帮手，因为那时人们思想保守，觉得雇人就会有剥削，就是资产阶级。

　　对个体工商户“雇帮手”的摸索是从“招学徒”开始的。北京钱粮胡同52号一位叫张素珍的女士，在家里办起了私营西装缝纫店。据美联社1980年8月的报道，张素珍招了两个学徒，是政府分派给她的。北京当时正在进行招收学徒的实验，以便为待业知识青年提供培训机会。张素珍每月分别付给两个学徒24元，而其营业收入和没有学徒时相比，从150元翻番到了300元。

　　到了1983年，国务院颁布《城镇非农业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

　　悦宾饭店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雇人帮忙，原先人手不够时只能做晚上一餐，这时有了余力做中午和晚上两餐。

　　郭培基回忆说，胡同里开的饭馆慢慢多了起来，他也不再觉得有被视为“另类”的压力。

　　而截至1986年，全国个体户人数已经达到1800多万，超过了知青返城的数字。随着个体工商从业者人数的增多，社会上曾经存在的“吃饭难”“吃早餐难”“做衣难”“修理难”的紧张局面也得到了缓解。

　　悦宾饭馆开张之后，美国大使馆的人慕名而来。他们找郭培基商量，想在这里包桌，每人十块钱的标准。对使馆的人来说，这是合适的，如果上北京饭店吃肯定贵多了，而当时北京的普通饭馆少，吃饭是一大难题。

　　因此，美国大使馆不仅自己包桌，还给悦宾饭馆做宣传。他们画了很多地图，标明从使馆区到悦宾饭店的路线，然后分发给其他使馆。

　　在郭培基看来这是绝对赚钱的买卖，因为当时砂锅白菜豆腐只卖一毛九，炒肉丝只有五毛六，油焖大虾才卖两块四。十块钱的标准绰绰有余。

　　郭培基已经记不太清当年的利润了。但他表示，按每天两百元的包桌算，一个月的毛收入大概有好几千元。他记得当时和吴肇祥说过，“一天做两桌菜，飞鸽牌自行车能赚一辆”。

　　那时飞鸽牌自行车大约150元一辆。郭培基说，那个时代为了买飞鸽自行车，同事十几个人会组成“自行车会”，这个月发了工资，每人拿出十块，集中起来让一个人买辆自行车，然后再轮着来。

　　郭培基和刘桂仙现在拥有悦宾和悦仙两家饭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起经营，孙子郭诚大学毕业后也被奶奶叫到饭馆学厨帮忙。郭家另外两个儿子分别经营着一家木器厂和古玩店。

　　让郭培基感到满足的是，每个孩子都在北京买了房子。他和老伴在昌平小汤山花几十万盖了一所四合院。家里现在有三部车。郭培基现在每天都会来饭店走一趟，刘桂仙身体不好，但每隔一天也要去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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