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思想还是左得厉害”

　　靳云平坦言，给悦宾饭馆发执照签字的时候没有压力，压力是在开业后才有的，生怕出任何一点纰漏，因为没想到那么红火，影响那么大。来吃饭的人多，来采访的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更多。

　　开张之后，靳云平收到了针对悦宾饭馆的厚厚一叠反对资料，争议主要集中在“合不合法”上，因为执照是依据“政策规定”发的。郭培基的前一个单位，还暗地里把这两口子调查了个底掉，后来没发现什么问题才作罢。

　　其实在悦宾开张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人尝试过自己开饭馆，同样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1980年7月12日，上海待业青年陈贵根在华山路上开了一家叫“味美馆”的饭店，这是上海的第一家私营饭店。饭店开业后，舆论就开始议论：私人开店、营业是否合法？如果这些人先富裕起来，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陈贵根的弟弟陈云根是一家饭店的厨师，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私营饭店工作是否允许？

　　据当年《文汇报》报道，上海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两次召开有市劳动局、工商局、税务局、房管局、粮食局等部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味美馆”开办过程中所暴露的矛盾。

　　1980年9月25日，上海杨浦区一待业青年开了家个体点心摊“长短亭”。这位对发展个体经济政策是否稳定存有疑虑的青年，取这个店名的意思就是“政策稳定其寿命便长，政策变化其寿命就短”。“长短亭”开张后，从早上四点半开始，一直营业到深夜十一点，分四市经营，生意很好。但四个月后却由于店主月收入过高，富得太快而受到非议，被迫停业，直到1981年才恢复经营。

　　“当时的思想还是左得厉害”，靳云平说。他讲了给悦宾饭馆批照时的一个小插曲：饭馆申请时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叫翠花饭店。东城区工商局一位老同志提醒说“翠花”这名字不好，听着像窑子，这才改成“悦宾”。

　　1981年调到北京市工商局个体经济处任处长的靳云平还处理过这样一个纠纷。那时朝阳门外一个待业青年摆了个炸油饼的摊子，他旁边就是一家国营油饼店。个体摊位现炸现卖，生意很好，而国营店则非常冷清。于是国营店告到工商局，要求撤销个体户的执照。这个现在听起来无礼而可笑的要求，当年提出来却很理直气壮。

　　总体上来说，在那个年代的就业观念里，做个体户还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在1400多万回城知青中，能像郭培基夫妇这样单枪匹马做个体户的并不多。即便是自谋职业，也要戴一个“红帽子”，挂靠在街道或者集体的名下。

　　1980年《社会科学》上一篇题为《论个体经济》的文章总结道：“由于个体经营者阶层代表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注册私营企业的年轻人相当少，通常不到总数的5%。例如上海，1980年注册个体经营的人员中，有80%的经营者年龄超过了50岁”。

　　因此，郭培基一家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郭培基的小儿子原本有个挺要好的同学，但家里开了饭馆后，那个同学再也不来串门了，郭家的孩子去人家那里也不被搭理。郭培基自己上班走在胡同里时，后面也时不时有三两人指着念叨，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就前面走的这人，他们家开饭馆了，这个人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郭培基不敢回头，只好加快脚步往前走。另外，由于做生意总难免扰民，经常有街坊邻居去街道告状。

　　在这样的情形下，郭培基有些动摇，甚至有了关张不干的念头。后来，饭馆来了两位贵客。1981年春节，大年初一，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陈慕华去悦宾饭馆拜年。“我春节也拜年，是我给叔叔大爷，给爸妈拜年，是街坊相互拜年。这副总理给我拜年，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受宠若惊啊。”郭培基说。

　　这坚定了郭培基把饭馆开下去的决心。后来，他们还在离悦宾不远的地方开了家新饭馆，叫“悦仙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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