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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返城的大潮令原本就狭窄的就业空间更形逼仄，允许人们自谋职业以疏解就业压力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个私经营的大门就此打开。当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的开办者，就属于第一批跨过门槛的人

　　★ 本刊记者/言咏(文) 刘震(摄影)

　　北京王府井附近有一条翠花胡同。从胡同的东口进去，走约莫五六百米，向右手一拐，就看到二层楼高处挂着一块红色的招牌——“悦宾饭馆”。

　　饭店的门脸不大，上面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中国个体第一家”。

　　推开门，店堂是一个约莫20多平米的里外套间，摆着十来张式样最简单的桌椅。记者到访时正是中午吃饭的钟点，生意颇不冷清。

　　“当年刚开张的时候，在这个饭店吃饭可是要排队，要等桌。”饭店的创始人，73岁的郭培基说。

　　这家开张于1980年的小店，是北京第一家私营饭馆。在那个年代，它的开张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一颗巨石，泛起不小的波澜。

　　酒香不怕巷子深。27年之后，满街饭馆林立，但这家不起眼的小门脸，依然有着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22岁的孙子郭诚在店堂里忙碌着待客，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边点菜边问：“你们这是第一家个体饭馆吧？你是他们家的孙子吗？”

　　新闻“催生”出来的私营饭馆

　　开饭馆的主意是郭培基的老伴刘桂仙提出的。

　　那大约是1980年的夏天。郭培基在北京内燃机厂当炊事员，每月工资六七十元。家里四子一女，老大是知青，在外地；老四和老五都待业在家。“当时确实是想解决孩子就业的问题”，郭培基说，“那时找工作比较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逐批返城，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约有1400多万知青回到城市。这股返城的大潮，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待业青年”就是诞生于那时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时任北京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根本没有就业渠道，只有号召待业者自立”。

　　允许人们自谋职业成了疏通就业压力的现实通道。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做报告：“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工商局曾免费办服装班，找服装厂的师傅教待业青年做衣服，学成之后工商局发给他们执照，让他们自己开店裁衣。

　　刘桂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东城区工商局提出了开饭店的申请。

　　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和他的同事起初也很犯难。当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其他行业没有相关政策。另外，开饭店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粮油关系如何解决？国营饭店有粮油指标，如果没有相关政策，谁给私营饭店粮油指标呢？在那个一切凭票供应的时代，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寸步难行。

　　刘桂仙一次次去工商局询问，都没有结果，但他们想开饭馆的消息却不胫而走，由此引来不少记者。对于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郭培基一直推挡着不肯接受采访，直到有一天来了个大胖子记者。

　　近三十年之后，郭培基还记得这个人叫吴肇祥。“他说他是炊事员，我们聊聊天吧。我就给他沏壶茶，点根烟，按北京人的话来说，侃起大山来了，我开始说想开饭馆的事。”

　　结果第二天，郭培基的话就变成了新闻稿被广播了出来。大意是，这家人想开饭馆，有店面，也有厨艺，但买不着粮油。文章直指了粮油关系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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