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的被骂有道理吗？

　　经济学家因言论被骂已不新鲜。

　　始自三年前的“郎顾之争”，让中国几乎所有出名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民意面前遭遇了 “滑铁卢”。其后经济学家面对的公共发言环境变得愈发严峻。

　　今年6月，在上海出席某论坛的吴敬琏说，“我知道我说这个话一定要挨骂，中国的电力能源价格偏低，涨价是必然的。”在一片声讨电力和石油等垄断巨头以行政之力推高公共品价格的时候，吴敬琏此言很容易被再次戴上“垄断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上一回，是他在两会上发言被人曲解为春运涨价合理时。

　　而被形容为“背负长达25年骂名”的张维迎更是经济学家中遭遇非议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他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中的一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引来各种“口诛笔伐”之声，至今不歇。

　　最近的一次争论又集中在茅于轼身上。7月底，他的一篇名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遭遇学者薛涌《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的质疑和批判，由此，点燃了今年经济学界最热门的一场“贫富之争”。

　　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被骂似乎完全有理由。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不管结果是否有效，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打算这样做，他们甚至还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面貌的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论。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现实矛盾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有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的现象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此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和日益升起的对市场、对改革的怀疑之间就产生了更多的碰撞。普通群众把看不到改革预期结果的失望情绪一股脑洒在经济学家身上。

　　然而，正如时评作者笑蜀上述所说，现在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些凌驾于市场体系之上无处不在、难以约束的畸形权力是造成罪恶的根源。

　　聚焦“经济学家挨骂”这一独特现象，我们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笑蜀：本质上不是“穷富之争”

　　作为学者应该保持一个独立的立场，既不讨好权势、也不讨好民众，但是你可以不盲从讨好民意，你却要尊重民意。

　　《小康》：茅于轼的文章发表后，你和薛涌有过几次交锋，论战到现在是怎样的感觉？

　　笑蜀：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种革命大批判、政治运动过来的人，对那个时代的那种戴帽子、揪辫子、革命大批判的文风是刻骨铭心、深恶痛绝，因此至少我个人而言，见不得那种动不动就揪辫子、动不动就扣帽子、宣判对方的那种所谓的思想批评，批评可以，但是你要有理有据，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认为时评家的写作应该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写，首先必须保证对公众利益的那种绝对的忠实与忠诚；因此他的全部写作应该基于自己个人独立的判断，既不能讨好权势，也不能讨好公众、讨好读者，只能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独立的立场。

　　你要批可以，你把目标找准，不能地毯式轰炸，对准所有只要是有名气的经济学家，都一通轰炸，以显示自己的道德勇敢。其实吴敬琏、茅于轼，恰恰是经济学家当中有良心、信念、人格的，还在坚持的那样一批经济学家。

　　《小康》：引发这样激烈的争论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民意的背景？

　　笑蜀：有这个问题。贫富之争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强烈的社会关注呢？它确实是有民意基础的，这种民意基础就在于那种“贫不当贫、富不当富”所引起的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高度敏感，对贫富差距的一种高度敏感，这是中国社会心理最敏感的那一点。

　　《小康》：在这种情况下，为“富人说话”要面对很大的风险？

　　笑蜀：茅于轼说为“富人说话”，他说的富人本来是指那些中小企业主、民间自由资本，也可以说是生产资本，他们恰恰是被权贵所压榨的，他们也是受害者。民间自由资本有双重性。当民间自由资本面对劳动者的时候，由于中国目前的整个社会环境和人权、法律水平，他实际上是强势的，常常是侵权者，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他们需不需要保护，没有必要去为他们说话，去保护他们。在这一点上，茅于轼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当民间自由资本面对权力、面对官场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弱者，是被压制被损害的。而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制、损害不只是他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因为整个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就需要为他们说话，就需要为他们办事，就需要捍卫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茅于轼那个观点又没有错。

　　《小康》：茅于轼表达得不精确，所以容易引起歧义？

　　笑蜀：对。这个问题本来社会就极其亢奋，在我的看法里，这种情绪是不可以去助长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助长这个情绪，而是去解释、把真相揭示出来。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可能它不是“穷富之争”的一个问题。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哪个国家没有穷人、富人呢？如果说是富人就该仇恨的话，那哪个国家有安宁？

　　《小康》：我们也看到从2004年郎咸平事件以后，经济学家发言被骂渐成一种现象，他们的很多发言被解读成为违背“民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笑蜀：很大程度上还是“贫不当贫、富不当富”所引起强烈的社会义愤、社会仇恨。但是这种强烈的情绪下，中国人都是欺软怕硬，他不可能对着真正的元凶权力去，那样风险太高了，但另一方面他必须要发泄出来，就只能选择一个次一级的目标去发泄，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无权无势的经济学家当然成为一个目标了。

　　《小康》：为什么不选择其他人单单选择经济学家？

　　笑蜀：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属于策士，这是很多中国学者现在也还有的一种风尚，喜欢做策士，喜欢提出各方面建议，成为一个军机处的行走之类的，也就是参与了一些高层议事，但并没有决策能力，不可能有决策能力，中国政治体制现在还没到这一步。他们最多就是吹吹耳边风而已，但是别人不能吹耳边风，你能吹耳边风啊。那你当然就有点责任。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的学科都失落了，经济学就成了一种显学，经济学家也就最走红了，到处成为名流显贵，几堂课几万块钱。你既然最得宠，得到的利益最多，那么当然你受到的社会关注、对你的要求也就最多。这也是一种代价，既然得到了这些利益，那么民众要把你当成靶子也是没办法。

　　《小康》：是不是也跟经济学家的发言方式有关系？

　　笑蜀：所以我批评茅于轼、吴敬琏：他们不善于跟公众表达，过于固执。作为一个学者是应该保持一个独立的立场，既不讨好权势、也不讨好民众，但是你可以不盲从讨好民意，你却要尊重民意。他错了，你要说他是错的，这是你的义务，但是你应该在尊重他的前提下说，对敌人都需要尊重，何况对于民意？

　　《小康》：所以网上会出现作为反对经济学家靶子的主流经济学家语录。

　　笑蜀：比方他们说应该收高学费，然后设立高额奖学金来救济穷人的孩子，认为高学费可以杀富济贫，不然富人就搭便车了。却现在的权力机制之下，钱收得上去但用不下来，取之于民但不一定能用之于民，实际上他的建议变成为政府收钱开道，收得越多越好，但钱收上来之后他们一边去，他们又完全说不上话了。结果经济学家实际上被利用了。

　　他们往往比较天真，停留于他们认为的那种书本上的科学逻辑之中，这个逻辑在书本上是自恰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不恰当。他们看不到书本和现实当中这种很细微的差别。然后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小康》：现在有一种倾向是但凡出现弊病都把根源扣到市场化上，这种看法是否公平？

　　笑蜀：不能把什么脏水粪水都往自由市场上泼，中国自由市场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们是有市场，但我们的市场更多是政府市场，政府自己造出来的市场以及政府自己玩的市场，这跟自由市场经济八杆子都打不着。老百姓怪什么自由市场？“三座大山”，哪一座大山是由自由竞争造成的？一座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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