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切实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中已明确提出，但至今仍没有实质性的转变，其问题的症结，正如吴敬琏先生指出的就在于“体制”，也就是说尚未建立起与“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一个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如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建设，尽量减少对企业微观主体决策的干预，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同时，要建立全面综合的考核机制，科学全面地考核工作实绩，切实改变以GDP和引资指标等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机制，从体制和机制上消除“GDP冲动”和“引资冲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促进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一是完善进出口商品税率结构，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在保持出口一定增长的同时，增加进口尤其是高新技术、先进设备以及短缺的资源能源性产品的进口力度。同时，大力调整加工贸易发展格局，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发展，吸引跨国公司将更高技术、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采取优惠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加工贸易，以改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状况；二是推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从逐步放开要素资源价格入手，建立起以市场主导的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发挥价格对资源能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提高生产要素价格水平和环境成本。同时，完善产业投资导向，健全投资约束机制，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尤其是产能过剩领域和高耗能产业的非理性扩张，加快清理发展高耗能产业在土地、税收以及电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提高投资门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水平提高；三是进一步扩大消费，推动内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除了增加财政的公共支出外，还要改进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储蓄率，促进内需的进一步扩展，使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是克服“害怕浮动”的观念，进一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弹性。不可否认，汇率作为主要的经济杠杆，对于改进和调整一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处于转轨经济的大国而言，汇率水平的调整，除了考虑汇率政策目标、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国内外利率水平以及物价水平外，还必须考虑宏观经济承受汇率波动的程度、不成熟的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较弱的汇率风险意识等因素。因此，试图通过汇率水平急剧的大幅升值来改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不仅不符合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且，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两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加了，同时，也加快了外汇市场建设，增加了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引进做市商制度，以及提供远期、掉期等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奠定了基础。
当然，也应该看到受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影响，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仍然比较强劲，也正是在上述预期的推动下，境外资本流入依然较快，另一方面，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市场经营主体对汇率的风险意识和承受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应克服“害怕浮动”的观念，进一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弹性，允许人民币汇率在0.5%的幅度范围内真正“浮动”起来，减弱市场主体对汇率的升值预期，使汇率真正实现双向运行。同时，中央银行的外汇调控主要应“平滑”汇率的大幅变动和汇率水平的严重不平衡，引导市场机制对调整汇率水平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名义汇率更趋于其均衡汇率水平。
四是加快国内资本市场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多层次的融资平台。大力发展和完善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一是改进和完善现有主板市场上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单一的市场结构，构建一个层次分明且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满足不同层次企业的上市融资需求；二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合理地引导海外上市的境内公司回归A股，扩大资本市场容量；三是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改制在国内上市，支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向民营企业的转让，实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合理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加快国内债券市场发展，增加企业发行债券规模，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五是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资本流出入的均衡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落实资本流出入的“均衡”管理，一方面，加强对资本流入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入管理，利用外资主管部门应加强协调，形成合力，相应地调整利用外资指导目录，严格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审批登记管理，对于地方越权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予备案，外汇管理部门也不予办理外汇登记和结汇手续；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拓宽资金流出渠道，引导资金合理有序地流出，如进一步简化境外直接投资审核；降低QDII业务准入门槛，加强境内外投资机构的合作，积极推进QDII项下资金有序流出；在总结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其他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积极促进境内外币同业拆借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境内外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孙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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