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的城市梦想催生出不同的经济圈。因此，和3年前民工荒刚刚出现时不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5个大型的经济体可供民工们选择。而其中新兴的环渤海地区在劳动力的竞争中暂时领先。在一半以上地区的民工工资都停留在200～1000元/月的范围时，这个地区的民工平均工资达到了1200元以上。工资是决定民工去向的关键指标。在社科院的报告中，环渤海地区2006年的企业招满状况和2007年新增用工比例都排全国第一。

　　而在广东东莞，打工者们发现，可以选择去条件相对更好的长三角去打工。

　　一位在东莞某台资企业工作的湖南籍工人告诉记者，“在春节后，我们一个村的外出打工者，都去了上海和江苏，那边的待遇相对高，工作时间段也比较规范，男女工的比例也合适。”

　　“我们这边的厂房和基础设施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盖的，而长江三角洲在2006～2007年盖的厂房，当然比我们这边好。”采访中，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萧主任指出，工资是个主要问题，但不是绝对因素，工作环境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贵州遵义市政府驻东莞办事处是该市组织劳务输出的重要平台，该办事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记者分析说：“现在人才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农民工都自发分流了。如今的农民在家里、企业和学校都可以通过网络、报纸获得信息，随时都有大量的招聘信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分析说：“从宏观来说，目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对珠江三角洲民工的分流，是必然的趋势，是本地缺工的主因。”事实上，这恰恰印证了随着刘易斯转折点而来的两个标志性变化之一：即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人口红利期的结束

　　杨玉红和她的丈夫随时准备离开北京。他们把最近的一个启程时间点定在2008年。“很多工程都会完工，很可能没活干了。”杨玉红说。但北京城的建设并不会在2008年后停止。“十六天的奥运只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现实。”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采访中，这个观点得到建筑商的肯定。“奥运会完了，还有大面积的旧城区要改造。五层旧楼要推倒改建成30层的楼房，原来的电缆负荷不了，水管的流量也要扩容，埋在地里的网线都要更新，这是多大的工程。”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说，“这些不都得农民工来做？”

　　这些大量的待建工程，像个黑洞一样，吞噬着来自各地的劳动力。而中国的人口供应并不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如果还要说中国广袤的农村有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将会遭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双重反驳。

　　30年前，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结果简而概之，就是中国计生委进行工作总结时的一句口号：“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

　　一份联合国的预测表示，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72.1%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届时将达到9.97亿。

　　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现实是，2006～2010年期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说。他和同事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10%的高增长率、9%的中等增长率以及8%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测算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

　　“自2004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如此勾画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前景。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