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机关都不能避免歧视，还怎么要求企事业单位？”

　　尽管全国人大早在2005年8月就已经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但此次调查依然发现，国家机关在就业歧视中起了“带头”作用。

　　调查显示，65.9%的被访者认为公务员招录和职业中存在差别对待。在公务员招聘中，被认为受排斥的情况依次是：学历低(45%)，外地户口(43%)，残疾(40.9%)和健康原因(40.7%)。

　　“国家机关都有明确的学历要求，有学历要求不等于有歧视。扣除这个情况我们发现，在公务员的招录中，户口这样的地域歧视是最严重的。”蔡定剑反问，能不能胜任公务员的工作跟籍贯能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歧视比比皆是。此外，公务员的招录中也有对性别、身高、长相的区别对待，“很多法院都要求长相端正，说是体现法律尊严，我觉得谈不上。”

　　调查中，6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机关的歧视主要发生在复试阶段，35.8%的人认为“升迁阶段”的影响更严重，29.4%的人觉得招录体检阶段存在歧视，27%的人感觉“公务员招录笔试阶段”存在不公平。

　　数据显示，招聘公务员时，42.0%的单位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0岁以下”，58.0%的单位要求“35岁以下”。“这说明公务员招聘时的年龄歧视非常突出。”蔡定剑说。

　　他认为还有一个现象同样值得注意——公务员在升迁提拔中存在的歧视。“人事部门有一个提拔干部规定，标明了40岁不能提科长、45岁不能提处长、55岁不能提局长，这同样是歧视。因为能不能胜任处长、局长(司长)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职务，看的是工作能力，跟年龄无关。哪怕提拔之后第二年就到退休年龄，也不能因为这个理由拒绝提拔。”他说，从开始工作到退休之前，不能有任何的年龄歧视。只要有职位空缺，只要能力符合职务要求，就应该有机会被提拔。

　　“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会出现什么‘39岁现象’、‘59岁现象’等在某个年龄段特别集中的腐败案件？跟这种年龄歧视有相当的关系。”蔡定剑说，当政府文件都在年龄歧视，就会造成社会的提前老化，让人产生自己过了某个年龄就已经没有了价值，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的感觉。这不仅是对人的不尊重，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当大。

　　从求职、就职时所填的履历表就能看出种种歧视的倾向，“国内的履历表要求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众多项目，而国外的履历表往往只有两三项，甚至连年龄那一项都没有。”蔡定剑说，在国外，如果履历表中出现了目前国内所要求的项目，很有可能被投诉歧视，可是中国至今还在一直沿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求职者。

　　“如果国家机关都不能避免歧视，还怎么要求企事业单位不歧视？”蔡定剑说。

　　从调查来看，公众认为在招聘公务员中设置的最不合理的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性别，占67.7%，之后依次是户籍、身高、长相、政治面貌等等。

　　“造成国家机关‘带头’歧视的原因主要还是观念陈旧。”蔡定剑说，就跟十几年前大家都还没有环保观念一样，国家机关还没有意识到歧视的问题。此外，法律上非但没有对反歧视作出具体的规定，反而规定了很多歧视性政策，从而导致国家机关招聘时的这一现状。

　　“公众普遍认为，歧视乙肝患者、艾滋病患者等理所应当”

　　在当前的环境下，面对就业中的种种歧视，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甚至可能觉得这是用人单位的高标准。另一方面，雇佣单位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已经无意中对雇员、求职者造成了歧视。

　　这种状况被蔡定剑称为集体无意识，“歧视者和被歧视者都没有意识到。”很多学生到国外留学之后才发现，原来国内有这么多的就业歧视。

　　“中国公众在对待健康歧视上意识最差，公众普遍认为歧视乙肝患者、艾滋病患者等理所应当。”蔡定剑说。

　　调查中，被访者认为在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招聘中可以提出的合理条件，排在第一位的是学历(80.7%)、健康(59.8%)和年龄(47.9%)。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在调查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雇主，你可能不会招收下列哪些人员？结果发现，63%的人“不愿招收艾滋病病毒携带者”，55.8%的人“不会招收乙肝病毒携带者”，52.5%的人“不会招收性病患者”。

　　与之类似，分别有52.5%、51.6%、49.3%的受访者表示拒绝与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乙肝患者一同工作。

　　“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最容易受到歧视的群体，很多普通人都对这些人抱有歧视观念。”蔡定剑说，由于长期以来公众对于这些疾病存在误解，因而把对这些人群的歧视视为理所当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有一天人们回过头来看，会觉得今天的认识很可笑。”

　　“现在是推动反歧视立法的最好时机，这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谈到产生就业歧视的原因时，调查显示，69.4%的人认为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原因”，46.6%的人觉得“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此外，还有45.7%的人认为这是“受效率第一观念影响”的结果。

　　“这些认识是非常表面的，有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蔡定剑评价说。

　　尽管有人认为，现在谈反就业歧视还为时过早，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还是发展经济，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就业歧视案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仅身高、相貌、年龄等可以成为被歧视的理由，甚至有人因为血型、星座等匪夷所思的原因被心仪的工作拒之门外。

　　“面对就业歧视，中国目前基本上没有办法。”蔡定剑说，尽管国内有很多法律提出反对歧视，但并没有具体可行的实施机制，也就不能起到反就业歧视的真正作用。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仅有反就业歧视的明确法律条文，还有专门处理就业歧视的机构——就业平等委员会。公众非常清楚怎么投诉、怎么诉诸法律。“中国还缺少这样的机制，遇到歧视，当事人往往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认倒霉。”

　　蔡定剑认为，社会上不断出现的关于就业歧视的案件就说明，公众已经有了权利意识，但相关的法律滞后。“现在是推动反歧视立法的最好时机，推动反歧视立法并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推动反歧视，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要以身作则，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蔡定剑说，出台统一的反歧视法，设立一套反歧视程序和制度，建立处理歧视的专业机构，做到这三点就能够很好地营造一个反歧视的环境。

　　“中国劳动力市场大，就业岗位少，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遇到了就业难题，越是这样就越要反就业歧视。”蔡定剑说，就因为蛋糕少，才要创造更加公平的、平等的环境，否则会对社会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记者 李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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