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源道的家在安徽六安，那是大别山下的一个小城市。近年，这个寂寥的小城伴随着兰花价格的上涨逐渐被世人所熟悉。起先一毛钱一朵的兰花，如今被投资者炒作到1盆120万元的天价。

　　房热、普洱热、股市热后，如今又轮到兰花热了。

　　当和戴源道同时代的兰农变身亿万富翁的时候，六安的兰花炒作几近疯狂，一夜暴富的梦想开始笼罩这个小城。

　　不过，六安人只是整个兰花产业链的最低端，除了提供原生的野生兰资源，他们别无优势，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沉重。因为疯狂盗挖，昔日遍地的兰香消失了，野生自然兰花群落也濒临灭绝。

　　六安只不过是中国兰市火爆的一个缩影：兰花商肆意收购，导致野生兰花遭疯狂盗挖，当资源临近枯竭时，出于长久利益考虑，投机商才不得不呼吁严格保护。

　　戴源道的名片上印有许多头衔：中国兰花协会理事，六安兰花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笛子学会理事。不过，随着大别山野生兰花资源遭盗采后的枯竭局面，这个自称是六安兰市的“启蒙者”已很少上山。戴源道养兰的历史与中国兰花事业同步，他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兰市最早的见证者之一。

　　戴把家安在一个建于多年前的平房。房子简陋得有点寒酸，他的兰园就在卧室楼顶的平台上，尽管不大，却是百盆珍贵的大别山野生兰的栖身之所。“再过些年，大别山的野生兰一旦灭绝，这就是它们的根了”。

　　现年51岁的戴源道的兰花之旅始于1989年，他是六安地区公认的最早的一批养兰人。早年在苏州当兵的时候就接触过兰花，1988年，广州召开的国内第一届兰花博览会吸引了他，“广州已经传出了一盆兰花几万元的天价”，而那时国内兰市正在萌芽。

　　早期挖兰遭农民耻笑

　　戴源道知道，那时的兰花在日本和韩国已经火热，“在二十世纪70年代，兰花为日本、韩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80年代，又让台湾财源滚滚，据说在日本，一盆珍贵兰花能换一座摩天大楼”。不过，如今的兰花市场竟然像多年前的韩国、日本一样火爆，这多少让戴有些始料不及。

　　“六安当时与我一起养兰的人有30多人”，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不过留下来的已不足三分之一。“养兰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都能赚钱，很多人都耗不起”。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全国还不知道大别山有兰花，更不知道兰花的经济价值。那时，山区农民一家整个冬天合穿一条棉裤，却不知道满山遍野的兰花能为他们创造利益”。

　　戴记得1989年进山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笑，“城里的人没事瞎折腾啥啊，到这里挖这些东西干什么？”

　　戴源道独自上山挖花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挖不动，就鼓动农民挖下来卖。”

　　那个时候，六安兰花的市场十分狭窄。“人们买下来只是闻花香，普通的一毛钱一朵，好一点的我们就花20元一苗买下”。当初合作的6个人如今有两个已经成了亿万富翁，来自霍山县的陈禹就是其中一个。

　　挖兰盖起两层小洋楼

　　霍山人都说，陈禹身价过亿。对此，陈禹并不否认，他只是笑笑，“算上园子里的那些花，应该有这么多”。陈禹的家在霍山县黑石渡乡潭沟村，那是一个盛产兰花的地方。

　　尽管和戴源道相比，陈禹的兰花之路晚了两年，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财富路上一路狂奔。

　　“1991年的时候，我正在六安农校读书，对书上介绍的相关兰花信息非常动心，开始只是想赚点生活费，后来才越做越大”。

　　其实，和陈禹一样，想赚点生活费养家糊口是大多人上山挖兰的最原始冲动。“那时候，家里还有田要种，挖花只是农闲时候补贴家用的一种方式”。

　　到了1995年，陈禹已是黑石渡乡数一数二的富裕家庭，“那个时候，陈禹家就盖起了两层的小洋楼，村里好多人都很羡慕”。

　　现在的陈禹尽管坐拥上亿身家，但他却十分明白，自己所谓的过亿身家都押在一些还没有变现的兰草上，作为兰花的野生资源供应基地，真正想靠挖兰发大财是很困难的，“兰农只是整个产业链条的最低端，一些好的野生品种最多也只能卖出数千元，所谓的兰花天价只能出现在流通和炒作上”。

　　有一点，陈禹很明白。全国各地的兰商蜂拥进大别山，看中的就是山区野生兰花的自然资源，一旦脱离了大别山这座野生资源的宝库，陈禹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一文不值。“大别山兰花虽多，但却卖不起价钱，兰花的升值必须走出大别山，在市场中完成”。

　　“刚刚从山上挖下来的野生兰花，称为‘下山兰’，这和真正的名贵兰花在品相上天差地别，并不值钱。但这种兰花存在变异性，有可能经过几年栽培，变成“熟草”之后，出现身价上万元的品相”。由于“下山兰”价格便宜，一些人大批量购买，期待在那一大堆“杂草”中，出现一两株“极品”，就像摸彩票。这个环节称为——赌草。

　　既然是赌那就意味这风险。只是，承担这一风险的不是别人，而是经过千百年繁育成熟的野生兰资源和那些正因“赌草”大发其财的“兰客”。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