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乱世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和周作人是怎么也绕不过的存在。‘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凋谢了，唯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异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如是描述。

　　“五四时期是周作人思想的重要分野阶段，在此之前，他斗志昂扬，此后，悲观主义，消极主义则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精神。在他看来，抗争失去任何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总是在轮回，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阳底下无新事。”孙郁说。曾经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的慷慨激昂，逐渐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于玩古董、沉湎于抄古书的愉悦中。年代久远的历史演变成了他的精神鸦片。孙郁认为，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的充满战斗气质的周作人已彻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里还是对社会心存依恋。他把社会所有的感受，写进对历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历史纠缠，总能用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无论多复杂的东西，他都能以放松的心态处理，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可以说是隔岸观火的儒雅君子；而鲁迅是把历史的感受，写到杂文里，是血海争搏的历练斗士。

　　孙郁指出，有很多喜欢周作人的学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从史实中找到证据证明周作人并非自愿当汉奸，但是史实表明，这是他自愿的选择。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百姓，不管在谁的统治下，都要吃饭，不要用国家概念来定位人，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思想，让他看淡国家利益，也正是这种无国家主义和文人的懦弱性让他最终拒绝了革命人士的召唤，选择留在北京苟且偷安，担任伪职。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人们最大目的是想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来寻回一些我们早已丢弃却又不该丢弃的东西，通过对周作人悲剧命运的研究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史与知识分子的历程。”孙郁说。

　　周作人与鲁迅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

　　从跟随鲁迅成长，到与鲁迅突然决裂，再到晚年写鲁迅回忆录……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经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环历程

　　“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中国人生中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而另一个空手道般的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孙郁说，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人在精神特质上都属于那个时代主流之外的异类，尽管两人曾一度分离并斗争激烈，但纵观一生，两人不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经历着一个由重合到分离，再到重合的循环过程。

　　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让原本复杂的两个人物经过纠缠变得更加复杂。早期他们都重视日本艺术，并时常将这些转换到思想里，想让国人得到一些启示，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他们在一些地方做着相同的工作，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构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孙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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