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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韦森

　　在中国明清时期，以及在19世纪的美国，均出现过腐败泛滥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的格局。但前者导致了这两个王朝的衰落，而后者则在后来逐渐遏制了政府官员腐败。历史证明，根治社会腐败的良方是民主与法治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政府一些公务员腐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现已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目前所关注的三大社会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网友通过新华网向温家宝总理提了几十万条建言，其中，反腐倡廉问题一直位居前列。这也说明社会腐败(尤其是政府官员腐败)已经成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就有许多研究。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中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曾通过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腐败可能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经济学家们的分析理论是：政府官员腐败会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扼杀企业家精神，滞碍技术创新，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然而，社会现象远非如一些经济模型那样简单。某一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综合现象，又往往是在内外条件下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常常与经济学家们运用某一时期一些国家的数据所做的实证检验结果并不相符。譬如，在政府官员腐败滋生、蔓延甚至非常猖獗的同时而经济却高速增长，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均发生过。远的不说，在明朝中后期和清康乾盛世晚期，就曾发生过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腐败却孳生、蔓延和猖獗的情形。

　　明朝创建(1368年)初期，朱元璋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朱元璋的吏治朝政，采用严刑酷法来惩治官员腐败，以致史有“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之说。可是，到了嘉靖(1522～1567年)年间，皇帝慵懒，吏治日偷，腐败孳生。之后，再到万历(1573～1620年)时期，皇帝基本上不理朝政，宦官专权，党争加剧，政府官员和整个社会日趋腐败。然而，就在嘉靖到万历末年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市场经济却繁盛地发展起来。明朝中后期的中国，不仅市场交易繁荣，社会分工细密，国际贸易发达，而且科学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有经济史学家估计，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曾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

　　然而，这种政府官员腐败和市场经济繁盛发展并存的格局，到万历末年已经难以为继。从万历到崇祯20多年的时间里，市场衰败，秩序混乱，政府财政收支困窘，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在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大军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迅速灭亡了。

　　1644年，满清入关，建立了清王朝，随后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130多年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人口从顺治年间的1亿多增长到3亿6千多万，而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提高了三倍以上。然而，在康乾盛世期间，尤其是在乾隆后期到嘉庆(1796～1820)年间，大臣和等朝廷官员开始腐败起来，且上行下效，社会普遍腐败。结果，在那段时间，中国社会内部危机不断积累，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之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及甲午战争，加上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晚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根基。最后，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大清帝国在衰朽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明代中后期以及康乾盛世后期的中国的情形非常相似，在19世纪，美国也曾经历过一个经济增长与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并存的时期。譬如，19世纪70年代，曾是美国经济史上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有学者计算，这一时期美国的腐败指数，差不多是美国20世纪30至70年代之间腐败水平的5倍。然而，从1815年到1975年，美国经历了一个从腐败事件层出不穷的高峰期，到腐败指数减少并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稳定期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进入了当今世界腐败指数水平最低的国家行列。

　　为什么近百年来美国的反腐倡廉取得了如此成效？这里面的故事很长，也很多，但简单说来，却只有一句话：在20世纪中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遏制政府公务员的腐败寻租，提供了强大且逐渐完善的制度遏制机制。

　　历史，常常是现实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