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集团公布的《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在沟通、就业、就学、做邻居、子女结婚等7个方面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三亚、成都和深圳居前三,而上海、北京和大连分列倒数前三。这结果,可能会让首都“很生气”。(见4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
所谓包容性,是指外来人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满足感。
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系统。但事实上,“居京大不易”。无论是个人创业的环境、人才服务市场还是找工作的难易度,以及外来人口就业状况满意度都不高。更可悲的是,北京市有近30万像崔英杰一样的无照游商,生存在城市的边缘,从事种种卑微贫贱的职业,与城市管理者形成了长期的对峙。崔英杰的悲剧,可以说正是北京包容度低劣的一面镜子。
城市也是一个人文系统,决定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同文化的互相融通,不同价值观的互相宽容,不同阶层的和睦相处,各种社会关系和谐共赢。而这种共赢是以城市的公共特质所决定的,理应公平公正地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教育的平等权利,使每一个居民都能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北京市是外来打工子弟较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其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城市之一。一些生存了多年,分担着政府教育责任的打工子弟学校先后被取缔,媒体和公众曾发出了京都之大容下不打工者子弟一张课桌的喟叹,而这正是对首都教育机会之平等性的质疑。
包容性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城市人际环境的根本取向。前不久,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呼吁,要善待农民工。“北京有几百万农民工,他们抛家离子,在这里为北京干活儿,筹办奥运,雪里来,雨里去。”单是目前北京每天有1300吨的餐厨垃圾、1.4万吨的固体废弃物,每天上万吨的城市垃圾就要依靠外地的农民工来处理。不能不承认,“我们离不开他们”。(见1月28日《京华时报》)。但也有小学生建议在奥运期间对农民工予以限制。我们当然可以原谅孩子的无知,但这种排外意识委实是受成年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笔者认为,一个城市能否完全地接纳外来者,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包容品格和博大胸襟,应该化为城市决策者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理性,积淀成城市管理者的人格品性。(刘效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