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幸的是，终于，操作的技术手段解决了，中国国情也适合了，财产自行申报制度开始实施了。但是，这次是请公民打头阵的。

　　法学家乔新生撰文道：“有些民众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通过申报方式，公布给有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公务员，也不愿意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主动履行纳税义务。”

　　其六，为何人大审议政府预算效果一般

　　纳税人把钱交上去了，当然关心钱是怎么花的，拿预算来！

　　蔡定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服务了10多年，但几乎没有看到过国家预算。2005年，蔡在新加坡国会调研，提出想看看国会预算，国会图书馆馆长送给蔡两本新加坡当年的国会预算。不留神，蔡定剑在国外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但蔡定剑在3月12日《新京报》上的文章标题不好，《能否向公众公开政府预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况且，每年人大政协两会不是总在讨论政府预算吗？

　　蔡定剑说，每次两会上虽然都有听取审议国家预算的程序，但审议的是预算报告，不是具体预算。

　　也有报道引述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话说，目前中国预算编制比较粗糙，审查时间太短，人大代表不专业，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本届两会为例，安排审议财政预算的时间只有3月6日下午和3月7日全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2000多名人大代表对关乎整个国计民生的财政预算进行详细的审议是非常困难的。而外国的议会60%的时间是用在审议各种预算上的。

　　其七，为何行政开支芝麻开花节节高

　　实际上，知晓和掌握税收用途，是纳税人的第一权利。税收用途最遭人白眼的是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1950年在13.13亿元，1960年31.39亿元，1970年32.00亿元， 1985 年171.06 亿元，1990 年414.56 亿元， 2000年2768.22亿元，2004年5521.98亿元。改革开放25年间增长了104倍。

　　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0 年为13.44%,2000 年为 17.42%，2003年为19.03%。

　　与其他国家在统计口径上或许有出入，权且一比：日本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为2.3%(1993年)，德国2.7%(1998年)，埃及3.06%(1997年)，英国4.19%(1999年)，韩国5.06%(1997年)，泰国5.2%(2000年)，印度6.3%(2000年)，加拿大7.1%(2000年)，俄罗斯7.6%(2000年)，美国9.9%(2000年)，意大利 23.09%(1999年)。

　　行政管理费用如此生猛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养的人太多，各级财政又养了哪些人？谁说得清？比如刘翔，政府财政肯定掏了钱。比如另一个上海人姚明，美国政府就不会掏钱。

　　财政不仅养的人多，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官员公费出国消耗的财政费用大约3000亿元，此后公费出国之风有增无减。内地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1年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防开支的2倍……

　　所以，有些大学毕业生拼着命也要考公务员，有些岗位竞争和录取比例达到 200：1。

　　所以，2006年4月3日，当湖南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村委会主任蒋石林，状告常宁市财政局超预算购买豪华车，闻者无不欢欣鼓舞。只是不知此事结果如何。

　　2006年11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传出消息：国家要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要将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对此，闻者亦欢欣鼓舞。但大家马上就记起此前国家也有规定，“四菜一汤”，后来被下面改成了“四盆一缸”。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曾说：“我最不想埋单的是增长最快的行政费用。”最不想，增长偏偏最快，铁算盘也无奈。

　　其八，为何税外还要收费

　　税外收费，不知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祭此高招儿？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估算，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年收费总收入约为8000亿元。这个说法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公布后，大家不说话了。《年鉴》显示：2004年内地工商、质检、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门年收费为9367.67亿元，加上法院和检察院所收356亿元，共达9723.67亿元。

　　在现行财政体制中，除预算内拨款外，还有自筹资金制度，比如政府要建一个大楼，财政只给1000万元，缺口自己去补；或要成立一个机构，财政不给钱，自己去搞。

　　这些只给政策不给钱的“独立团”大多具有执法权力，于是权力商业化了，为了钱把权力用到极致。

　　燃油税迟迟不能替代养路费，27万公路收费员的安置是难题之一，有的收费员月薪达8000元，全世界有收费公路14万公里，而中国内地就有10万公里。

　　不要以为公众不在乎这些许收费。4月1日，诉讼费降低，许多法院立案量猛增，南京法院共立案700多件，是平日的两倍。

　　其九，何时才能看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前面已经聒噪了8个为什么，但还有一个朴素然而更为宏大的为什么，就是，政府为什么要收税？税收是越多越好吗？

　　两个事实值得注意：近年中国银行储蓄中，政府和企业存款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而居民个人储蓄比例在持续下降，目前只占储蓄总额的30%多。此其一。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2.6%，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40.5%。此其二。

　　过高的税负不仅使民众生活不容易，还会削弱他们的创富热情。近年由沿海发起来并蔓延到全国大城市的投资移民中介机构一路高歌猛进地壮大，电梯里都有他们的广告。这个行业的主要职能就是把中国最富裕的阶层连人带家搬出去。富人为什么要搬走？

　　12万元申报制度不是针对富人的，它网住的是范围更广的中等收入人群。而富人的生长大多要经过中等收入过程，中等收入人群是富人的预科。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中等收入人群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尽快培育一个比重不断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

　　什么样的计划对于一个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1953年日本的GDP已经达到了二战前的水平，但社会并未就此稳定，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紧张。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2倍。此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形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像换了个国家一样”。

　　中国各个部门都已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税务部门也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比如到2010年收缴税收若干。但是不是也该有个部门来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呢？(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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