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1+1》:天价年薪,君何安?
主持人(董倩):欢迎收看《新闻1+1》。
俗话说,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别来说一说这个财和这个道。
我们先来关注美国,今天北京时间凌晨美国方面传来消息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受援的企业高管的年薪最高不能超过50万美元,那人们就想,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市场经济化的国家,当选的总统怎么会如此关注去插手这样一个企业高管的年薪呢?我不知道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锡锌(特邀观察员):总统关注企业高管的年薪,这的确在美国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市场化的国家乍看起来非同寻常。但是如果看一看当前经济形势,我们知道金融危机袭来,每个人都感觉到寒意,政府出面救市,这个时候如果一方面是有的人减薪,甚至被裁员,而另外一些高管却拿着巨额的高薪,那又如何能够希望民众对政府巨额救市的这样一种政策予以政治上的支持,予以心理上的认同,和提升整个社会共同迎接这样一种金融危机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呢?所以细想起来却深有道理。
主持人:我们先来看一看奥巴马发布的这个“限薪令”。
短片1:50万,这是奥巴马给华尔街高管们限定的最高年薪。2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受援企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这一决定无疑给华尔街的高管们带上了一道紧箍咒。这道紧箍咒不仅适用于花旗、美国银行等已经接收美国政府救助的金融企业,也包括未来接收政府救助的所有企业,而且企业如果要给高管超过50万年薪的股票奖励,这些股票也必须在企业还清贷款后才能套现。
奥巴马(美国总统):我们并不蔑视财富,我们并不是嫉妒任何获得成功的人,我们当然坚信获得成功理应获得回报,但很容易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公司)高管们业绩糟糕,却获得(高额)报酬。尤其是在此时,这些报酬来源于美国纳税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本身的生活还很艰难。
解说:奥巴马的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根据美国媒体早前报道,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高管拿到了高达184亿美元的分红,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鼎盛时期的水平。此事遭到了奥巴马的严厉批判,被触怒了的奥巴马甚至用了“可耻”一词来形容。
奥巴马: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使经济继续前行,当我看到一篇文章,指出华尔街银行家得到了近200亿美元的,这与2004年他们得到的分红一样,这是极度不负责,太可耻了。我们需要华尔街人士表现出克制、自控力和一些责任感。
解说:克制、自控力、责任感,这是奥巴马对华尔街高管们的要求,可是真要做到这些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就在奥巴马话音刚落没久,美联社就披露,接收了政府250亿美元救援金的美国富国银行,打算按多年传统拨出公费,安排员工到拉斯维加斯豪华旅游。虽然现在计划被迫取消,但仍然不能平息人们的愤怒。
事实上,除了富国银行,华尔街上一边接收政府救助,一边却依然不知克制,持续奢侈浪费的银行比比皆是。美国保险业龙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在接受联邦政府850亿美元的救助后,竟被曝出花费44万美元,招待70位高层主管进行SPA之旅,在事件曝光之后,被骂到无地自容的AIG表示,以后将会取消类似出游。
美国国会议员:通用需要多少钱才能存活下来。
瓦格纳(通用汽车CEO):议员先生,这要看供应商和市场情况来定。
解说:而乘坐豪华私人飞机去华盛顿求援的通用汽车CEO瓦格纳则被媒体讽刺为“从豪华飞机上走下的乞丐”,压力之下,瓦格纳再次去华盛顿时,不得不低调地驾驶一辆普通汽车前往。华尔街高管们的这些种种行为不断刺激着金融危机下已经很脆弱的美国大众神经,难怪奥巴马的”限薪令”一出,就立即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
卡迈隆·罗素:赶上这次危机确实是件不幸的事情,在这种时候人们就不能太过自私了。
查尔斯·哈西: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形势很急迫,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改变局面,在这样一个关头要求他们(公司高管)做出点小小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解说:“限薪令”能否限制住华尔街高管,还有待时间考验,不过奥巴马就任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所有人牢记,那就是偏袒富人国家的繁荣无法持久。
主持人:王先生,我们来看奥巴马说的一些话,他用词用得都比较狠,比如说这是一个耻辱的事情,另外一个,这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体会到,因为新任总统奥巴马,他上任之初就面临着一个烂摊子,他自己甚至放出狠话来说,如果我这个第一届任期我解决不了这个经济问题的话,我第二届我就不寻求连任。
我们可以理解他这种急迫的心情,但是除此之外,您分析,他用了这么狠的词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王锡锌: 面对这种经济烂摊子,像政府要出面救市。奥巴马现在正在争取7000亿美元资金的第二部分用来救市,那么这时候是动用公共财政,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这些企业,假如你要动用公共财政来救助这些企业的时候,这样的政策首先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如果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持,民众要能够必须看到,这些钱投下去,是真正能够缓解目前的危机,而不是一方面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助他们,另一方面,高管却依然可以收到很高的丰厚的红包,这是从政治上来考虑。
第二个方面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考虑,如果我们普通老百姓都在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来渡过这个困难期,而高管依然可以高枕无忧,那么这时候社会的反差,这种事实的反差会带来巨大的心理的失落和不平衡。
最后我们看,从道德方面来看,奥巴马在他的多次讲话当中,一再强调责任,责任感,他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应对这次危机,而他指责华尔街高管的时候,他用了极度不负责任。他刚刚在国会也有一个讲话,那些接受纳税人的资助的企业有责任不过奢华的生活,一再强调责任。那就是在应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如果政府出手,那么那些被救助的企业的高管也应该表现出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奥巴马他给这些华尔街高管的,这些接受援助高管的”限薪令”的同时也有一系列的其他限定措施,比如说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你在接受援助的期间,你的个人的花销情况是什么样的,你的交通设施是什么样的,你甚至有没有去洗那个所谓的SPA,你有没有到娱乐场所消费,你甚至办公室的装修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这是一整套的整个的监督体系,我要看我这笔钱花出去了,花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王锡锌:对,因为纳税人的钱财投下去,有公共财政来对这种私人的企业进行救助,当然涉及到信息公开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上。如果从第二个层面上来看,我们如果说要保证你负责任的,大家一起同舟共济,也必须保证这个过程,每个细节都要公开,这是在执行的技术方面必须要能够让公众相信这些钱财是用到了适当的位置上。
主持人:关键是你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作为纳税人我必须得知道我给你的这些钱到底救在什么上了,我不能说我花钱让去洗澡去了,那可不行。
王锡锌:对,不但何以重建这种信心。
主持人:我们再来看美国的这种制度,就是”限薪令”的同时,政府允许企业以一种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向高管发放额外的奖励,这些股票只能在纳税人提供的这些救援的资金,在全部以现金形式兑换之后,这些股票才能套现,您怎么看待他们这种制度?
王锡锌: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一种对企业高管,既对他们有所限制,让他们有所克制,同时也对他们有所激励,在激励和限制之间要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我对你的薪水进行一个最高限度的限制,另外一方面我也可以让你有一些激励的方案,但这些激励的方案不能够在你一方面拿着纳税人的钱财来所谓的共渡难关的时候,又同时来兑现这些高额的回报,所以它是一种平衡。
主持人:这是一个比较巧妙的制度设置,就是说不是说一棒子把你打死,还是让你看到只要你把这个钱还干净了,我还是给你这些现金回报的。
王锡锌:它是胡萝卜、大棒一起使。
主持人:我们再来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奥巴马总统的”限薪令”一出,很多业界人士就说了,你这招限制不住那些聪明人,因为华尔街的高管全都是一个个比谁都聪明的人,你可以限制他们50万年薪,但是他们可以再生出来其他的这种一他可以有其他的途径继续挣钱,二,会造成人才流失,您怎么看待各方面这种担忧。
王锡锌:其他的层面继续挣钱,这个可以从操作的细则方面来加以控制,刚才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从信息的层层披露公开,这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您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自由市场上,人才本身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因此如果我这里薪水太低,当然有一种担心就是,大家跳槽,跳到薪水更高的地方。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而且在美国国内有很多人对奥巴马这种”限薪令”提出怀疑,主要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刚才都注意到了,其实奥巴马总统在强调这个”限薪令”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企业家的道德责任。比如说民众强调,你不能过于自私,大家在艰难时刻你也需要做出牺牲,不能自私,做出牺牲,他强调了一种道德感。奥巴马总统也多次强调责任这个概念。
所以的确存在这种所谓的人才流失或跳槽这样的一种风险,但是我们也始终需要看到在困难的时期,企业和企业家的责任感,其实也是这个社会凝聚力,以及它整体的道德感的一个核心的要素。
主持人:其实说到人才流失这个问题我倒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对于华尔街这些人来说,如果没有分红的刺激,他们也许就没有动力去继续往前走。但是现在经济形势普遍不好,而且失业率普遍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这种高额的分红的话,那么找一份普遍工作都那么难,我觉得人才流失在这个时候谈起来的话也不是那么严重。
王锡锌:对,它的预期会下降。
主持人:没错,您怎么看待就这样一种经济形势下,在美国一个高度市场经济化的国家,由政府最高首脑提出这样一个怎么一个”限薪令”的问题。
王锡锌:首先是要让政府动用纳税人来救市的这样一种方案得到民众在政治上的支持,因为政府所有这种重大的公共政策需要有政治上的支持作为基础。当然另外一方面我刚才也讲到了,还是需要社会心理上大家有所认同。
主持人:您现在收看的《新闻1+1》,刚才我们在演播室分析了刚刚推出不久的奥巴马总统的”限薪令”,接下来我们就会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国泰君安的百万年薪事件。
主持人:看来天下的高管都希望自己的年薪拿得高一些,美国如此,中国亦然,我们再来看中国。在2008年A股市场普遍挫折,然后交易量迅速下滑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国家首屈一指的券商国泰君安居然拿出了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它用大幅提高薪酬以及福利费用到32亿比年初的预算20亿提高了57%。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了,你的名字叫国泰君安,但是国不泰君何安,我们不妨看一下国泰君安的事件。
短片2: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华尔街金融机构把184亿美元的政府拯救基金,当做年终分红分发给职员而怒气未消的同时,国内一家媒体也披露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在证券业全面退守、千万股民深度被套的情况下,国内最大券商国泰君安去年的薪酬福利支出却比年初预算猛增了57%,“超额完成发钱任务”12亿元,人均薪酬高达100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这篇报道的新闻线索来源于记者获得的国泰君安总裁去年年底给所有员工发送的《工作总结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国泰君安证券2008年的薪酬及福利费用高达32亿元,远远超出公司年初预算数的20.41亿元。而目前国泰君安员工数大约在3200人左右,平均每个员工去年获得的总收入接近100万元。在2008年国内各家券商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国泰君安是如何取得如此骄人业绩来提高员工平均收入的呢?
这是国泰君安2008年主要业务预算完成情况的统计表,上面清楚地显示,国泰君安2008各项目实际收入情况较年初预算的完成率普遍不高,其中主要的项目都低于年初预算数,其中证券投资部2008年亏损1.44亿元,完成率为-9%。这样一来,国泰君安天价薪酬的合理性更加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更有媒体和网友对国泰君安逆势大幅提升“薪酬和福利待遇”的行为进行了深入讨论。(网友评论)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国泰君安很多普通员工表示去年并没有拿到100万元的收入,那么高达32亿元的薪酬及福利费用到哪里去了呢?对此,昨天国泰君安发布的“澄清说明”也没有给出回答。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普通员工拿不到那么多,背后可能就是都被公司高管拿走了。
如果国泰君安是一家私人公司,高管拿高额工资倒也无可非议。然而,国泰民安的第一、二、三大股东分别为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央汇金公司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说,它是一家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有评论认为,如此“瓜分”难道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三年,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平均年增超过20%,金融企业的高管2007年薪酬增幅更是超过了200%。其中去年创下巨亏的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6200多万的税前收入曾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讨论。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和媒体公众的压力下,也有一些企业高管主动降薪,比如东航在获得国资委巨额注资之后就宣布中高级管理层减薪10%至30%,但国泰君安事件的曝光还是表明仍有部分金融高管领着天价薪酬这一事实。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部门针对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要求,央企要减薪不裁员,歇岗不失业,同时还强调,如果企业要降薪,首先就应该降负责人的薪酬,然后才能开始考虑降职工的薪酬。
李荣融:紧日子首先从自己做起。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要降。
今年1月24日,财政部也下发通知,要求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规范薪酬管理,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通知中尤其强调,“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人们关心的是,在国泰君安的新闻曝光之后,该事件会有怎样的走向?还会有类似不合时宜的天价年薪的新闻出现吗?
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新浪网做的调查,针对国泰君安的这个事件。
数据显示,国泰君安员工2008年人均薪酬过百万,怎么看这个薪酬,有将近9成的人说过高,我们再来看,奥巴马说,华尔街高分红可耻。那您怎么看中国金融业员工的高薪,也有将近9成的人认为这也是可耻的行为,也就是说,天下的高管的心态是一样的,天下的老百姓、纳税人的心态也都是差不多的,您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
王锡锌:我觉得这普遍反映出民众在他们勒紧裤腰带的时候,面对高管获取高薪一种强烈心理上的抵制,他们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比较切合当时现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不妨也听听一位财经评论员叶檀她是怎么看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叶檀。
叶檀(财经评论员):
你好。
主持人:叶檀,我今天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说,国泰君安它是制度性分红,而不是依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而盈利分红,您为什么这么讲?
叶檀:其实是很清楚的,现在从这个券商来看的话,我们从国泰君安拿高薪,其实其他很多券商也是拿了高薪的,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我们以国泰君安为例的话,它基本上去年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它有两块主要的收成,一块是来自他2008年上半年他做法人股,包括公司化法人股得到的一大笔的厚礼,大概要接近40亿元,是主要的一个来源。对于各个券商来说,大概占大比重的是一个佣金的收入,那我们来分析这两块它的收入的话,其实法人股低价高抛是一个制度性的红利,那么佣金过高也是一个制度性的红利,这两块红利都说明了它享有政策的优惠,而不能证明券商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
主持人:这说明不说明他们的道德问题呢?
叶檀:现在很难说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券商高管高薪的话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约的,因为不仅有一些国资委或者是央行银监会有关方面的制约,而且它还受到上市公司的制约,它还有一些窗口指导的原则,就像国泰君安一样,它这次具体的部分有可能不是它实发的部分,但是无论如何也说明它的薪酬比较高。因为你既然给了我制度性的红利,那我就索取这部分制度性的高薪。
主持人:说到这儿,叶檀我想问一下,如果它不用来自己分红的话,这笔钱,这个制度性的红利,它可以用做什么?
叶檀:可以为将来企业的发展壮大所用,作为它的自有资金。还有一块的话,政府可以来收取一定的税收,也就是说,政府有税收的形式来平衡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贫富的状况。
主持人:叶檀,请你用你的分析给我们解释一下,国泰君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叶檀:国泰君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有两块,我觉得国泰君安是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说在国有控股的这些企业里面,大家都不能忽视的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一,它的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它从行政那儿得到的优惠,这两块是无法分清楚的,所以我们对于国企高管,它领取的高薪,到底是他经营能力强,还是因为他拥有行政权力,我们无法分清,这是一块必须要分清的。
第二,我们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它都有垄断的地位,就比如拿券商来说,在券商经过改制之后,它这些创新类的券商,它都有一份它的垄断的经营利润,这部分垄断的经营利润是不是因为它的竞争能力强,是通过市场竞争所得的,又是一块,所以这两块不分清的话,我们就无法判断这部分高薪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它的盈利所得,它的正常经营能力的所得。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叶檀,刚才叶檀给我们讲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市场和行政要分开,一个是竞争和垄断要分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国泰君安它这个第一二三大股东都是谁,第一大股东是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是中央汇金公司,第三大是深圳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换句话说,这是一家国有性质证券公司,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股东没有对他们的薪酬进行管理。
王锡锌:股东对薪酬应该是要有一个制衡的,我们讲高薪其实通常意义上,高薪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如何来定这个企业高管的薪水,首先是要有一个相应的独立的机构来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说了,国企这一块国有出资人的代表在高管的薪水界定过程中,它的话语权应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我高管自己给自己定性,所以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很可能更多是一个体制性缺失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从奥巴马的”限薪令”里面可以学到什么?
王锡锌:奥巴马的”限薪令”实际上强调的是道德,这是道德和企业家的责任,另外一个在它的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细节化的可操作的,比如说信息公开,全社会的监督,对我们国家来说,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我比较同意叶檀刚才分析中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讲的高薪是否合理,是需要看你所获得的高薪和你的经营绩效有没有关系,那么在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很难去分清楚我的企业盈利、我的绩效到底是我的经营管理有方,还是因为体制给了我这样的利益,既然你不能分清的话,那么许多高薪你就很难界定是否合理,就很难不让公众去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