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广东省体彩中心原主任麦良将再次被押到天河法院的审判庭内，接受第四次庭审。他因省体彩中心下属网点空打彩票2900万被控玩忽职守罪。

　　在麦良案审理过程中，9月12日，空打彩票的网点负责人张民浩收到了他的二审裁定书，广州中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8月15日，省体彩中心原拓展部副部长何越健已因涉入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罪名是滥用职权。

　　彩票能造就富翁，彩票也能造就阶下囚。当彩票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也有了赌博心态，资源的滥用就有了太多的便利。

　　老彩民们应该记得，2005年七八月间，一股“排列3和值14”追号风潮在一个月内吸引了全国彩民50多亿的投注额，广东彩民也席卷其中，不少人倾家荡产。被称为“追号福星”的“肥佬”张民浩，正是在这场风潮中遭遇了他人生中的滑铁卢，并把省体彩中心的两名官员也拉下了水。

　　“明星档主”荣耀一时

　　张民浩的销售业绩曾连续两月全省第一，被体彩中心树为标兵大力宣传

　　“排列3”是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04年12月左右开始推出的新玩法，这是一种数字型彩票，每日开奖一次，彩民可在000-999的范围内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顾名思义，“排列3和值14”即指3个数字相加之和为14。到2005年7月底，“和值14”已经连续60多期没有开出，它成为众多彩民关注的投注对象，彩民们开始大规模围剿。为了赢回本金，一些在60期就开始追号的彩民开始了“倍投”，张民浩也在其中。

　　当时，张民浩是省体彩中心大力宣传的明星档主。2002年3月，由于没有广州户口，39岁的张民浩以弟弟的名义与省体彩中心签订了销售代理合同，在天河区珠村商业街和陶育路新陶北路租下两个铺位，开了两个投注站，编号分别为23224和23319。经营彩票的过程中，张民浩也成了彩迷。体彩中心工作人员和张的妻子均证实，张民浩曾经中过数百万元。张民浩经营的彩票点销售业绩也十分喜人。2005年5、6月份，省体彩中心大力宣传促销“排列3”时，张的两个投注站销售业绩快速上升，且中奖率颇高。“2005年5、6月份业绩都是全省第一”，张民浩受审时说。体彩中心将他作为标兵大力宣传，他屡屡见报，并被请去为上千人授课，传授经验。然而，他的荣耀并没有持续太久。

　　8月21日，“和值14”终于在第96期开出，然而张民浩没有等到彼时。早在一周前，他就突然“失踪”，他的投注点也“执笠”，业内人士纷纷猜测缘由，有人风传“肥佬”闯了大祸，数目远不止几十万。几乎没人估计到，张民浩这次是捅下了一个2900万的大窟窿。他的名字再次见诸报端时，已经不再是昔日的福星，而是与“空打2900万彩票案”密切相关的阶下囚。

　　或许是追号风潮来势太猛，就在空打事件发生前的2005年7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才发出《关于加强电脑体育彩票销售、资金安全的通知》，要求坚决禁止赊账打票，尤其是杜绝个别基层分中心工作人员或销售网点人员与彩民合伙投注赊账打票。紧接着，8月3日，省体彩中心也下发通知，严禁空打彩票，赊账打票。

　　19天“赌”掉2900万

　　张民浩能够拿到那么大的销售额度，在于体彩中心拓展部副部长何越健违规大开绿灯

　　2005年7月26日，张民浩的积蓄在追号中消耗殆尽，由于此前在体彩中心积累的关系，他决定向体彩中心赊账。张民浩向检察机关交代称，他打电话找到了体彩中心拓展部副部长何越健(具体分管网点管理)，提出以空打的方式“博”一下，先打彩票不交钱。

　　按照规定，每个投注点每天有2万元的销售额度，如果需要超额销售，网点需向省体彩中心拓展部申请，在确认资金属实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相应额度，拓展部审批同意后打电话给技术部，由技术部通过电脑下拨额度。如果网点账户上没有足够余额，拓展部不但不能下拨额度，还要对网点停机，并打电话催缴彩票款。

　　何越健没有执行这个规定，他向张民浩开了绿灯：7月26日，在张民浩没有缴款的情况下，他给张的两个网点各增加了5万元额度。何越健为什么要这么做？据他自己供认，自2004年11月至2005年6月期间，他先后收下了张民浩总共11万元的“饮茶钱”，一部分用于修理摩托车，一部分用于日常开支。

　　此外，何越健还有另一种解释。他向检察机关供称，当时全省都在搞彩票的促销，他希望体彩中心的彩票销售业绩赶上全国水平，张民浩是彩票销售标兵，是先进人物，信誉度好，“开始我也以为排列3和值14开出的机会极大，毕竟已经有连续七八十期没有开出，按惯例和概率学来讲，都是开出的时候了，就同意了给他批额度”。按照这种说法，何越健同样存在“博”的心理。

　　接下来，两个人都没能及时刹车。张民浩买和值14是一种大包围的方式，根据他的交代，假设他一次投注20万，如果没中，下一期就用20万乘以1.17，如此累计下去，这样每次累加的钱就可以填平增加的金额。他每天提出的额度都在递增。按规定，彩票点每5天应缴清一次款项，根据张民浩两个网点的销售明细表，7月26日至31日，他编号23224的投注站销售金额是124.1844万元，兑奖金额仅为675元，扣除销售佣金，欠款达到了116.6658万元。此后，该投注点的欠款成倍递增，第二个五天的欠款为270多万，第三个五天为580多万，最后4天也达到了500多万。另外一个编号为23319的投注站情况也大致相同。到了8月14日，两个投注站累计空打彩票2900多万，扣除佣金，实际欠款为2775.8813万元。

　　何越健曾交代，空打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害怕，曾想过阻止张民浩围追，但当时张民浩两个网点已经累计空打超出500万了。“加上此时领导又打电话给我要我保障彩票销售的势头，给予先进网点较为宽松的政策，那时为了确保销售势头以及张民浩空打彩票不出事，我只有让他继续，希望尽快中奖。”他说，从8月1日开始，他又是五六十万给张民浩发放额度。

　　在何的辩护律师陈辉看来，这里面可能存在每天重复发放的情况。“事实上，到后来发放就没有什么规律了，结果到19天以后才发现，原来已经空打到2900万了”，陈辉说，可能连何越健本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每天发了多少，“就是一笔糊涂账在这里了”。麦良的辩护律师则坚持认为，这2900万里面其实只有几百万是何越健通过技术部发放的，其余则是何自己通过电脑操作的，因为何所在的拓展部有一部电脑与技术部连线，可以直接重复发放，但这种说法未得到体彩中心的印证。

　　中心主任默许超售？

　　何越健供述，省体彩中心主任麦良要求“别为难投注站”，他理解为是麦良对张民浩的关照

　　除了拓展部和技术部，超额发放彩票其实还有两关要过，一是体彩中心的财务部，一是银行。麦良主事期间，他在体彩中心设立了5个部门：业务部、技术部、拓展部、财务部、综合部。2005年3月起，麦良主持全面工作的同时，分管综合部、业务部和财务部3个部门，体彩中心副主任赵建新则分管拓展部和技术部。

　　按照体彩中心出具的一份当时的制度，省直属中心(23中心)属下网点管理工作由财务部、业务部和拓展部共同完成(张民浩的两个投注站均属于23中心)。根据分工，财务部负责各网点销售款的划扣、结算等账务管理工作，技术部按规定由销售系统以5天为一个缴款期生成缴款报表，拓展部将该报表通过程序转换成银行可划格式文件，打印后交给财务部，财务部审核并加盖印章，送往银行进行扣账处理。银行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每5天的款额划扣情况反馈给财务部，并将扣账不成功的网点清单和数据文件交给财务部。财务部将其中一份扣账不成功的网点清单交给拓展部管理人员，由管理人员电话通知网点缴款，或者电话通知技术部暂停向该网点发放额度。

　　麦良称，在空打彩票期间，银行因系统原因并未以5天为单位向体彩中心反馈网点缴款情况，而是延误了数天时间。去年5月麦良离职前，他在述职报告中称，他曾多次建议体育局领导通过法律途径向银行追讨经济损失。何越健被控时则直截了当地说，是体彩中心3个部门的“默契”造成了空打的情况。他分析，财务部的人员能监管到张民浩账号上资金并没有到位，也没有按期上缴。正常情况下他们肯定会通知技术部人员或拓展部。另外技术部人员也知道张要求的申请额度并不正常，而且这些额度量都是罕见的，应该通知拓展部、财务部。“但我们三个部门都装作不知道，似乎都有明显的默契，三部门并没有就张的问题交流过”。何越健声称，各部门之间的这种默契可能来自领导的压力，领导多次开会讲到要如何提高彩票销售业绩，给予先进网点优惠条件，带动全省的销售势头。而且当时的环境下，“排列3和值14”极有可能开出，部门之间就会出现不正常的“亮绿灯”，为张民浩创造空打彩票的机会。

　　何越健在公安机关供述，2005年8月1日和11日，麦良两次打电话给他，都说要确保先进销售网点的彩票销售畅通，不要为难他们，下拨给他们要求的额度。虽然麦良没有明确讲哪个网点，但他的理解就是张民浩的网点。正是何越健和张民浩后来的供述，将麦良拉下了马。

　　窟窿挖到无法填上

　　所有人都有“博”的心态，要多少额度就给批多少，最终，就算中奖也填不了那么大的漏洞了

　　何越健和麦良却并非在事发后被检察机关控制，他们的被捕都在今年。最初去自首的只有张民浩。根据体彩中心2005年8月23日作出的《23224、23319体育彩票销售网点违规打票事情经过及应急处理情况汇报》(以下简称《情况汇报》)，8月14日上午9点半左右，拓展部部长廖立接到张民浩电话，张称自己空打体育彩票。11点左右，何越健也打电话报告了此事。

　　张民浩向体彩中心坦白了空打事件之后，体彩中心对张民浩进行了“监看”，麦良在法庭上提到，是他让张民浩自首的。据律师称，8月14日，张民浩打电话问麦良是不是跑掉就没事了，因为怕张民浩跑掉，麦良特地派廖立和一名周姓工作人员去白云宾馆开了个房间，陪着张民浩，直到第二天张民浩去自首。体彩中心的《情况汇报》基本印证了这一说法。

　　在张民浩的律师看来，“当时所有人都有一种博的心态，都以为近期和值14一定会开出，所以要多少额度就给批多少，到第19天的时候，如果再往上翻，就算中奖也填不了那么大的资金漏洞了，所以体彩中心只好让张民浩去自首”。

　　体彩中心在《情况汇报》中写道，是何越健在未告知部门其他人员的情况下私自给张民浩的网点发放销售额度打票。该汇报总结经验教训时称“此次事件是张民浩与何越健同志的个人行为”，唯一被认为有责任的个人是当时的拓展部部长廖立，汇报称廖因事务繁多，放松了对何越健分管工作的督促。

　　该汇报提出多项整改措施，特别指出要将每部终端机的日销售额度统一控制在1万元以下，必须将足额资金存入缴款账户后，凭银行凭证才能增加额度。

　　张民浩自首后，何越健也被停职，但是麦良一直在工作岗位上，直至2006年5月被平调。在麦良及其家人看来，麦良很冤，多次庭审中麦良都强调他并非“明知”空打而进行放任。他的一名亲人对记者说，麦良是硕士学历，事发时正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方向是体育管理。他原先在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是为了“干一番事业”才通过竞争上岗去了体彩中心，任内制定了很多制度，“原先制度漏洞更多”，麦良没有收过贿赂，因此也没有理由去为张民浩大开方便之门。而麦良事后也没想到自己会因此被移交到司法机关，“他甚至没有被双规，事发两年后突然被送到了检察机关”。

　　没有立即被送往司法机关的还有何越健。何的律师回忆，直到今年三四月份，何越健才被捕。其律师称，事发后何曾到公安机关自首，但是没有处理便回来了，何曾以为没事了。今年，监察部门突然找到何越健，将何送去检察机关自首。体彩中心一知情人透露，何越健两年间一直处于停职状态。

　　法律释义

　　空打彩票如何定罪？

　　去年9月，张民浩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时，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罪，但是检察院以挪用资金罪和滥用职权罪对张民浩提起公诉，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了挪用资金罪。

　　办案检察官葛存军认为，张民浩的彩票销售行为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增减，属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由于没有专门的彩票法作为依据，法律界对于空打彩票这一新型犯罪的定性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应当属于职务侵占罪，也有人认为彩票点和体彩中心纯属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关系，空打彩票仅属于不能履行合同。将空打彩票定性为挪用资金罪是一种“类推”。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空打彩票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张民浩的律师从这一角度辩护，但未被采纳。

　　责任探究

　　技术上，“彩银联网”销售能治根？

　　在何越健的律师看来，当时的制度其实也不存在多大问题，主要是人的问题，还是因为人没有执行制度而导致了空打事件。

　　对此，体彩中心技术部一位知情人士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就是几个人的问题而已”，并没有更大的黑幕。

　　昨日，体彩中心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因素，但是最关键是当时技术没有达到要求。“以前(指空打彩票时)是先卖票后交钱，而且网点是离线销售，它卖了多少票体彩中心不能实时掌握”，该负责人称，这一状况在去年3月以后已经得到改变。不过他表示，这与空打案件并没有必然关系，在空打案发生时体彩中心的新机房已经在建，“当时也考虑到，管理漏洞确实太大”。去年3月，体彩中心开始实行“彩银联网”销售。这种销售方法下，销售系统直接与银行系统联网，实时控制。如果发现网点缴款账户余额不足，会直接停机，从技术上切断违规销售的可能性。

　　“现在必须先交钱后卖票，我的理解是这其实已经不叫额度，而是预付款，只要账户上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发放彩票”，该负责人认为，虽然有管理制度，但是靠技术手段来解决是更安全的保障。

　　“体彩中心一年卖几十个亿，足彩最高的时候一个下午就能卖1个亿，你说有个网点空打2900万一定会被发现吗？”当记者质疑为何3个部门均保持沉默时，他如是解释。

　　事实上，事发后，体彩中心还是对制度方面提出了多项网点整改建议，包括制定完善的额度管理制度，增加账户监管手段，缩短缴款期限等等。体彩中心还认为，管理人员的缺乏也是问题之一。省直属中心450多个网点的日常业务管理非常琐碎庞杂，但是全职管理人员只有两个，应当增加管理人员。

　　制度上，利益共同体何时拆分？

　　空打彩票3个系列案件的经办检察官葛存军认为，在省体彩中心，超过多少额度向谁审批，没有一份书面文件来具体规定，完全被网点经营者牵着鼻子走，其监管职能荡然无存。“拓展部的权责过大，既负责发放额度，又负责催收款停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且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个互相牵制的机制，只要一个人被'搞定'，空打就不可避免”，麦良的律师说。

　　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彤看来，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不只存在于体彩中心内部的某个部门，而是整个体彩中心都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认为，彩票空打案只是以往出现的案子的变形，发行和监管本来就应该是两个分开的部门。执行不力是因为体彩中心既要监管，又要负责彩票的发行，二者显然矛盾。“体彩中心不可能对下面的投注站有真正的监管，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朱彤说，“从根本上讲，我国彩票市场的长期良性发展取决于彩票市场结构的重构与现有彩票监管体制的改革。”他表示，中国彩票业已经发展了20年，到了重视社会性监管的阶段，绝不能走通过片面提高返奖率来吸引彩民的路。一些应急措施或整改，都是治标不治本。目前解决问题最关键的是要理顺体制，即加快我国彩票监管体制改革。(徐艳 黄丫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