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2日美泰第一轮召回佛山代工玩具起，这已经是美国连续三个月对中国生产的玩具采取大规模的召回措施。

　　以玩具行业为镜鉴，中国的加工企业老板们似乎已经发现，20年前曾经是“如意买卖”的加工贸易如今已经好景不再。从人民币升值，土地、原料、劳

　　动力成本上涨，到出口退税逐年下调，从国际反倾销的接连不断，到欧美新安全、技术、环保标准接连出台……每一个经济要素的变化，都可能使得一个看似“健康向上”的产业突然“掉头朝下”。

　　中国加工贸易开始加紧突围。

　　一线调查

　　玩具行业“转弯”：“中国制造”突围之样本

　　“绑定人民币汇率。

　　合同产品价格仅在三个月内有效。

　　如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产品价格按相应调整幅度上调。

　　如合同列表中的原材料(香港)公开价格上涨超过5%签约价格无效……”

　　以上条款，来自第10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一家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同跨国公司的订单合同。但是，中国企业要求增加的这些条款跨国公司并没有接受。

　　这些要求增加的条款，恰好反映了当前中国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困局——在以往的条款中，中国企业常常承担着跨国公司“单边责任”的约束：如果人民币升值，跨国公司仍然会按照合同中的美元价格支付货款，汇率损失由中国承担；如果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或者原材料涨价，其间造成的利润下滑也由中方企业消化；如果货物无法准时交付，中方企业需按照货物欧美售价赔偿；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中方企业必须无条件召回；如果双方不是签订卖断合同，假如产品在欧美销售不畅，中方企业必须与跨国采购公司共同承担损失责任。

　　在这种“单边责任”的约束下，在距离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地广州市100公里外的东莞茶山，原本拥有的200多家玩具工厂，如今只剩下不足50家。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名誉会长洪启辉说：当前，国内加工贸易企业正处在一个“急转弯”时期，能否顺利过渡关乎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前途。

　　“利空”不断

　　洪启辉的工厂正在生产的一种玩具订单受到了出口退税政策冲击。

　　今年6月18日，政府公布了新的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通知，7月1日就执行了。其中包括取消553种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调低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税率。6月18日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将塑料的退税率从13%降到了5%。

　　“从我们知道这个政策到执行仅仅两个星期。我们有一个产品是放在汽车前面的镜子，父母开车时可以通过这个镜子看到坐在后面的小孩，预期是做20万到30万个，合同总金额50万美元左右。”6月份的时候，洪启辉已将订单接到8月底。“推出政策之前，我们的纯利是1%左右，现在亏7个点。9月份以后的这种玩具订单已经不做了。”洪启辉说。

　　在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薛小伟的账单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速度也同样惊人。“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已经越来越弱。” 薛小伟告诉记者：现在打听到的信息是，越南每天最低工资是2美元，而深圳是4美元。现在深圳的最低工资是700元～800元/月，几乎每年上涨20%。

　　“2006年7月～10月深圳玩具行业生产最高峰用工在80万左右，缺少10万工人。”据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汤涛透露，由于担心“用工荒”，现在不少玩具企业在淡季(7月～10月份以外的时间)也会养50%的工人，这给企业增加了大笔成本。

　　与此同时，企业房租、水电等方面的经营成本也不断上升。生产旺季每周停电2～3天是常有的事。为此，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就备有10台发电机以备急需之用。而“有些成本是从无到有，而且投入还是个未知数”。薛小伟表示，比如环保成本，一条排污渠的一次性投资是60万元，平时一桶污水处理费是350元～500元，因此这部分费用就好几万元。而欧美设置的环保壁垒总体上将增加企业8%的成本。人民币升值也对许多来料加工企业造成压力。

　　“困局”渐显

　　“最新的加工贸易政策，对企业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洪启辉感叹道。

　　7月23日，商务部与海关总署联合发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新增了1853个海关商品编码，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及金属粗加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这个政策的要害是，在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时，A类和B类企业(注：A类、B类企业指的是按海关分类管理标准，依法经营、无走私违规行为的加工贸易企业。其中A类企业在企业规模、资信等方面的标准又高于B类企业)必须缴纳原材料进口税总额50%或者100%作为保证金。这将占用企业大量的流动资金。

　　洪启辉以他的工厂为例，针对保证金缴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洪的工厂用的材料1/3为进口，成品2/3为出口。以1亿元人民币的出口额计算，光是缴纳台账的保证金大概要600万～700万元。目前企业的流动资金在2000万～3000万元，也就是说需要额外的25%的资金来应付这笔保证金。

　　企业每次向海关申请一个合同就要交一次保证金，由于企业是不停的接合同的，因此上一次合同的保证金又用来缴纳下一个合同了。洪启辉说，“相当于这部分保证金一直都拿不回来，除非你生意不做了。”

　　而这种压力对于原材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企业更大。一位木制品玩具生产企业老总反映，他们一年的合同金额在3000万～4000万元人民币，但要交保证金近1000万元左右，这相当于整个企业的流动资金。

　　据香港五大商会联合公布的调查数据，此次实施的台账保证金所影响的资金将超过1200亿元。

　　由于害怕短时间内政策有变化，如今不少加工贸易企业已经通过减少订单来防止亏损。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目前在做的是尽量缩小工厂规模，把年生意额从8000万元人民币减到4000万元左右，如果政策没有松动就准备把工厂关闭掉。”

　　而洪启辉的工厂雇佣的工人数也由最高峰的3000人降到现在的1500人，目前主动减少订单35%左右。有业内人士估计，新加工贸易政策以及出口退税的下调可能会导致1万～1.5万家加工贸易工厂另寻出路。

　　　面对东部地区日益高涨的生产成本，“迁移”被认为是加工企业在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保持成本优势的唯一出路。

　　国家在加工贸易新政中，对企业迁往中西部地区也给予了倾斜，例如不用缴纳50%的保证金。但是洪启辉认为工厂搬到广东周边或者中西部去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

　　洪启辉曾经参观过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园包括潮汕、河源、韶关、清远，还有广西的梧州、江西的赣州等。“当地希望把东莞模式、深圳模式复制到那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洪启辉说，主要是产业链配套问题。现在为珠三角工厂服务的企业都在广州或深圳，如果生产基地设在东莞就很方便，而搬到内地的话就麻烦了。因为在内地好多地方设厂的话都要买地建房，而不像广东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

　　此外，工厂搬到内地后，出口还是要经过深圳的盐田港。这样的话，运输成本会增加很多。目前在东莞，运费只占生产成本的3%。但是到湖南等内地后，运费最少要占成本的10%左右。

　　“政府要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政策方向是不会变的，因此现在大部分企业的转型意向很清晰。”深圳观澜地区一家玩具厂老总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转型思路：一是不再做加工贸易，转向开发自有品牌；二是与国外供应商合作共同开发产品，不再简单地做OEM。

　　但是洪启辉认为，“这实际上是两种生意。现在做玩具、服装，我懂得怎么去生产，但并不等于我懂得怎么去开创一个品牌。”还有一个现实是，目前珠三角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依存关系很大，如一家企业日常生产运作需要其他企业提供配套一般涉及1～5个不同的产品或工序，包括包装、模具、五金配件等。如生产一辆自行车，由多家做零配件企业合作完成，可能10家企业中只有1家是做成品的。因此对于做配件的企业来说，创自有品牌并不容易！

　　而对于转型做内销，加工贸易企业风险也不小。刘达邦开办的东莞金边金属实业有限公司，目前对于做内销的态度是“不拒绝，但也不推进”。刘告诉记者，其公司主要是做金属喷涂的。从1992年开始做内销，1997年的时候内销和出口各占50%，但是现在80%是海外市场。“内销做怕了，主要是收款非常困难，目前还有400万元收不回来。”

　　透视

　　“国际订单”转移轨迹

　　“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整齐印上的‘Made in China’，已经印证了中国加工贸易的世界影响力。但是，‘中国制造’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可替代。”美国一大型零售商驻广东采购经理李强(化名)向记者直言：现今的“中国制造”与历史上的拉美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一样，都在过度依赖低廉的劳动力，这意味着下一个“中国制造”的奇迹同样可以在劳动力低廉而充裕的印度或者非洲发生。

　　外国零售商也面临压力

　　香港SACOM(英文全称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中文翻译为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成员梁柏能认为：“国际加工贸易订单是围绕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而逐步转移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

　　梁柏能说，国际加工贸易订单从最初的拉美国家，到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然后到现在的中国内地，最近又有新的趋势向越南和印度转移，所有的转移核心都与成本有关。当日本、韩国的生产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订单就会朝另一个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李强说，虽然中国加工企业只是得到了微薄利润但却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与责任。任何一家跨国公司的采购都是商业行为，都是逐利的。因此不会因为情理而放弃压低价格采购。

　　“在中国供应商面临压力的同时，外国零售商也面临巨大压力。” 李强说：“近年来，随着美国、欧洲市场消费疲软，零售商的盈利压力也很大。而通过全球采购不断地降低成本是基本的商业原则。因此，外国零售商与中国供应商之间的矛盾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

　　“目前‘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在一定的空间内，跨国公司可能会在产品价格和贸易责任上与中国的加工企业产生妥协，但是妥协的空间不会太大。”李强强调：如今，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远远高于越南和印度，如果“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仍然停留在廉价劳动力上，为什么同样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印度、越南、非洲，它们不会上演下一个“中国制造”的奇迹呢？

　　李强对记者说：如果印度能实现中国一样的加工贸易能力并且提供更低的价格，最起码欧洲的加工贸易订单会迅速向印度转移。毕竟，除了劳动成本，印度开往欧洲的海航距离也要比中国近得多。

　　转移迹象显现

　　“加工贸易是一种贸易方式，从原材料进口到产品出口，中国境内的工作无非就是提供劳动力和设备车间，然后进行组装生产。因此，我们必须明白，所谓的加工贸易我们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博士丁力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之所以没有被其他国家所替代，是因为除了劳动成本，经过长年的积累，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还拥有了完善的产业链条和高效的物流系统。

　　丁力分析说，由于拥有完善的产业链条，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将产品的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由于拥有高效的航空、港口系统，中国加工的产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准时运往世界各地。正是基于这样的因素，跨国公司为了产品的供应安全，仍然会在中国工人工资比印度、越南高的情况下乐意采购中国的产品。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在国内的市场上比如说广州，已经出现了很多越南生产的耐克鞋，而且他们的产品质量也并不比中国企业做得差。”丁力说，国际订单可以转移，产业链条也可以转移。这已经可以从拉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证明。

　　访谈

　　现行产业转移政策有隐忧

　　《中国经营报》：面对东部沿海地区日益高涨的生产成本，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国家现有的产业转移政策将加工贸易类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在现实中行的通吗？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丁力博士：我个人认为，产业转移政策出发点虽然很好，但执行起来却未必会实现最初的美好愿望。甚至还有可能使广东这个加工贸易基地受到冲击。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强创新，方向没有错。拉美国家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拉美国家发展初期，同样是靠外来加工贸易拉动，使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GDP逐年飙升。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时间并不长久，随着当地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开始上涨，物流、土地成本也开始上涨。这时候加工贸易企业开始转移。

　　现在中国同样走到了这样的一道坎儿，我们必须迈过去。我们国家一年利用外资有6000亿~7000亿美元，其中有90%以上是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在这90%以上的沿海地区投资中，又有80%的投资是成本指向型企业。成本指向型企业，我们将其称为“无技术工业资本”，他们到中国投资，要的就是低成本，根本没有所谓技术创新的欲望。对于这类企业要实现转移，首先要算的就是成本账。

　　例如企业从珠三角转移到内地，他们却还要从香港和深圳出口，物流成本要增加多少？现在广东的状况是，有些企业连韶关都不愿意去，更不用说到中西部了。对于以出口为主的成本指向型企业，他们的“本质”就决定了他们希望在靠近港口的沿海城市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在出口退税上做文章，在中西部地区给政策，最后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这批企业没有转到中西部地区，同时又离开了广东等沿海地区。就像当年拉美国家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到了亚洲，转到了中国，最后却没有新的产业补充一样，经济发展步入衰退。这样的隐忧，我们必须考虑到。

　　《中国经营报》：既然加工贸易必须实现转型升级是正确的，但过程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隐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趋利避害呢？

　　丁力：政府必须按照产业规律来调整出口贸易，要针对不同的加工贸易类型进行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

　　曾经有企业提到过，“美国这么大的国家，经过很多年的竞争，服装上的牌子也才100多个，我们国内现在就有九万个工厂，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可以做自己的品牌呢？”这个提法很值得研究。

　　我们搞加工贸易转型，不能说就是把一部分可以发展自主品牌的企业扶持起来，同时将不能发展自主品牌的企业一股脑儿全部赶出去。

　　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发展自有品牌，是因为与美国相比我们几乎没有品牌，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但这一鼓励，并不代表就要盲目地排斥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许多加工贸易企业在保持加工贸易业态的同时，并非没有升级改造的空间。

　　对于加工贸易企业，我个人认为广东应该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因为很多订单都是通过香港“发包”到内地生产的。一方面，香港应该提高订单的质量，将更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订单转到国内。另一方面，广东等加工贸易地区也必须加强企业的设备更新换代，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人生产水平，并不是说加工贸易企业就不需要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面实质上是涉及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矛盾命题：如果香港无法将更高质量的订单转移到内地，内地的加工企业就无法实现设备升级，无法获得更高的利润。与此同时，如果内地工厂无法提高配套生产水平，香港又承接不了更高质量的国际订单。所以两个工作需要同步进行，因此，两地之间的合作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经营报》：对于目前的中国制造集中突围的局面，你有何具体的建议？

　　丁力：我觉得国内市场是一个很好的转型阵地。对于成本指向型的加工贸易企业，要鼓励其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同时为东部地区腾出产业转型空间，但需要我们在成本因素上进行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将一些以中国内地作为主要市场的加工贸易企业，引进中西部地区。因为促进这类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落户，他们就不会再考虑东部地区的出口成本因素。

　　对于有条件创建自有品牌的企业，中国内地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有反倾销、有贸易摩擦、有技术壁垒，但在国内市场则不会有这些因素。企业可以利用国内市场完成自身的资金和技术积累，实现自主创新。(吴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