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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之后，

　　西部的成都和重庆从提出申请的8个地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 本刊记者/杨中旭

　　“明天我要去成都。”6月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在电话中对本刊记者说。

　　3天之后，从成都、重庆和北京同时发出的消息是，成都和重庆同时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也已于6月7日对此做出批准的决定。

　　连续3个夏天，地方申请综合改革试点都获得中央肯定。去年和前年，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分别“获封”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此番成渝同时折桂，加上一直拥有改革先行先试权的特区深圳，中国的东、南、西、北四个地区，就各自拥有了一块综合改革的试验田。

　　与东、南、北三块“良田”不同的是，成渝两地并未划地为界，而是将改革重点放在了城乡一体化上。一时间，城乡改革成为成都重庆两地最热门的词汇。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等中央高级官员，以及石小敏、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等北京学者，也在成都与当地官员学者汇聚一堂，召开了专题为城乡统筹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为西部发展出谋划策。

　　数字很过硬

　　翻开成都方面提供的资料，石小敏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2006年底，成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8%，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比例为1：2.61。

　　“数字很过硬，比全国水准都要高上一大截。”石小敏对本刊说。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5%之间，而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比则高达1:3.5。

　　在这两个硬指标的背后，是不断向农村倾斜的财政投入。

　　2003年6月，李春城从成都市长任上转任成都市委书记。当年，这座副省级的城市向农村倾斜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8亿。4年之后，成都财政投入中，农村的份额达到了71.3亿之多，占到了全市财政收入的24%。“在现阶段放眼全国，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石小敏说。

　　在这4年之中，除了财权向下、向农村倾斜，对素有“第二财政”之称的土地出让金的分配也是“如法炮制”。2006年，成都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300亿。县土地出让所得，100%归自身所有；市土地出让所得，市财政只拿其中的六成，其余四成归区财政所有。

　　“财权和土地收益权是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中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林凌告诉本刊，“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匹配。现在大量事务由基层政府管理，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财权。”

　　除了权力下放，成都还对一些涉及土地使用权改革的禁区进行突破。在一些县乡，农民以土地入股获得公司收益，这已经在事实层面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后，各地纷纷启动宅基地流转改革，成都也先行一步，具体办法是：集中农民手中的宅基地，按照“占补平衡”原则，为其他领域用地提供空间。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符合“村容整洁”的新农村要求。在成都方面提供的经验介绍中，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三集中”：种田向能手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新区集中。

　　在“三集中”模式下，原先比例达10%～20%的相对闲置的存量用地得到盘活。成都和重庆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仅仅“全市土地一盘棋”的格局。成都方面人士透露说，成都有意将全市范围内的“占补平衡”扩大。

　　对此，重庆方面的意见是：未来10年内，重庆市约400万人将完成城市化进程，并迁移到“一小时经济圈”内，土地使用政策已经成为当地城乡统筹规划的瓶颈。

　　6月7日之前，成渝两地的城乡统筹改革尚处在自发阶段；6月7日，在升格为国家级试验区之后，成渝两地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扩权冲动”。对此，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评上新特区就是最好的优惠政策,“有关的试点内容现在还没有制定，有关的政策还没有定下来，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成都市和重庆市政府研究方案，下一步还要通过国务院审批”。

　　据本刊了解，成渝两地将在下月于北京召开成渝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政策研讨会，会议上，成渝两地将具体提出在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上的要求，甚至，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也将提及。

　　成渝的指标意义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今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是在成都召开的，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央对成都改革的支持态度。”石小敏说。

　　4月初全国体改会在成都召开之际，主管体改工作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还专门参加了城乡统筹座谈会。在会议上，这位主政过苏州和陕西的正省级高官说，统筹城乡发展是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抓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一个反哺、一个支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迫切需要。

　　在那之前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分组审议时，明确提出了对重庆的三大定位，前两项仍以经济建设为主：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中央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第三项就是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成都和重庆踏准了中央的鼓点，另一方面，当地领导想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一位长期关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者说。

　　最近两年来，包括上海、天津、成都、重庆、沈阳、武汉、南昌和广西北部湾在内的8个地区先后向中央申请改革“先行先试权”，成都和重庆申请的时间并不长，却在短短数月之内即获批准。

　　有学者告诉本刊，以往一些申请国家级试验区的地区，报告中的关键词都是“产业集群”“规模效应”“500强落地”等，中央此次肯定成都和重庆的工作，这本身就具备了“指标意义”。

　　据本刊了解，试图将沈北作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沈阳市，在获悉成都重庆获批之后展开了紧急研究，力求避开成都重庆方面的长项，并对自身的定位展开修订。

　　“最近两年来，一方面中央在很多场合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一方面地方政府为解决事权财权不对称等矛盾，也开始主动改革。”一位学者说，“但要开好处方，却不是一件拍拍脑袋就能想清楚的容易事。”

　　尚需持久动力

　　2004年春，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突击视察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时，当面给镇委书记汪光友出了一道考题：淮口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汪的回答令李很不满意，认为淮口“山河依旧”，汪光友“不在状态”。随即，汪被金堂县委免职，轰动全国。

　　此后一年间，当地因“不在状态而下课”的官员超过20位。成都下属的郫县，两位局领导因工作问题而被县委要求在电视台上向公众检讨。而在这一轮全国范围的县乡换届中，成都全市范围内的乡镇党委书记全部实现了“公推直选”，走在全国之先。

　　不过，在川中著名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林凌看来，尽管成都在人事调整方面步子很大，但也有行政推动力过大的嫌疑，“这个逻辑大家应该都清楚，市场经济和民众的动力在这场变革中的比例还是很低”。

　　在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前，四川就走在全国之先，众多每年只在家乡居住十数天的打工者被动员回乡建房，而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大力提倡的现代农业方面，“成都却显得办法不多”。

　　“城乡统筹必须两条腿走路，工业和城市化是根本，新农村建设也要跟上”，林凌说，“改革需要持久的动力，市场手段、民众热情、现代农业都不可或缺。”

　　“如果把理想状态定为10分，成都城乡统筹进展目前可以达到2分，其财政对农村的倾斜度只有24%”，石小敏说，“但这区区2分已经走在全国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