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30日 据美国《新闻周刊 中文月刊》报道，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的担忧日盛，让各大公司争相确立自己的“绿色证书”。社会投资商的影响力随之越来越大，它们正在令全球经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天堂。文章摘要如下：

　　今年，不仅动物保护者迫使可口可乐公司停止资助用动物进行的产品测试，一个股票经纪人出身、名为马克斯•凯瑟的“金融无政府主义者”，还试图同时攻击该公司两个最薄弱的领域。他促使激进分子抵制其产品，从而影响其销售，并且要求对冲基金抛售其股票，从而拉低价格。

　　而就在过去几个月中，社会责任投资(SRI)公司 Trillium Asset Management，逼迫苹果公司同意大幅减少其产品中的有毒化学物质，Trillium 和激进团体As You Sow，迫使苹果公司减少有毒废料并着手回收利用旧电脑，SRI 公司华登投资管理促使好时食品公司同意改善其供应商的劳动条例。

　　早在 1960 年代，社会投资商(即根据社会标准筛选投资项目的资金经理人和共同基金)开的成功似乎还遥不可及。如今，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对全球变暖的担忧日盛，这让各大公司争相确立自己的“绿色证书”。社会投资商还从激进团体那里学到了一个窍门，即利用公共宣传击中这些公司的要害──品牌，从而达到他们行动的目标。

　　在许多情况下，各大公司开始与社会投资商合作，而不是拒之门外。沃尔玛也许是最有戏剧性、最有争议性的例子。长期以来，该公司一直为社会投资商所憎，如今它也转变了态度(至少在环保问题上)。在其大型环保计划上，该公司正与落基山研究所和保护国际等许多环保咨询机构合作，而且还从塞拉俱乐部和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聘请了以前的一些激进分子，向世人呈现出一个环保新面目。

　　但社会投资商并没有赢得每场斗争。埃克森美孚公司仍在成功地抵制各种力图让它承认全球变暖的尝试。沃尔玛既没有改变其劳动条例，也没有停止可能让竞争者及供应商破产的虚报低价策略。但双方阵营的许多机构都显示出一种愿意听取意见、吸取教训并加以改变的新态度。

　　今年社会责任企业排名第一的是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负责处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副总裁萨莉•沙克尔顿表示，该公司总是定期就社会问题与投资商对话。她还解释说，该公司不仅想要听取它们所担心的问题，还想确保投资商明白公司的立场和考虑。

　　英国社会投资商之所以有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拥有美国同行可望而不可即的权利，比如提名董事的权力等。在美国和其他的国家，社会投资商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先让公司第一时间和它们对话。在美国，要敲开一家公司的大门，切入点通常是股东决议，任何持有价值至少2000美元股票达一年的股东都可以提出申请。

　　如果公司不愿意对话，激进分子就会让它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惨。众所周知，在反肯德基的示威中，PETA 曾展示过血淋淋的肯德基鸡肉桶，把该品牌创始人桑德斯上校刻画成一个杀人狂。也许担心PETA 采取相同的策略，百事公司今年同意该组织的要求，在它们威胁要动用股东决议前就停止了动物试验。PETA 的行动副总裁布鲁斯•弗列德瑞契说：“这些公司确实不希望我们在它们的年度大会上发言。”他表示，有些公司听说 PETA 正计划露面时就转移了年度大会的地点，从而减少照片曝光的机会。

　　公开令企业尴尬可以有许多方式。激进分子和投资商一直督促苹果公司改进其电脑回收再利用计划，长期以来该公司被一位企业社会责任倡导者称为“让社会投资商焦头烂额的公司”。(只有购买新的苹果电脑，顾客才可以归还旧的；不能返还给苹果电脑专卖店，而且必须在购买新机后 30 天内归还，所有这些规定似乎有意与回收再利用作对。)

　　今年春天，70 多个消费者者和环保组织及社会投资商给苹果董事会成员阿尔•戈尔发去一封公开函，要求他督促该公司改变其方式。他们想要看看戈尔在这家公司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今年他已经投票否决了提请的两项环保决议。尽管他随后的作用没有被揭露出来，但两个月以后，苹果 CEO 史蒂夫•乔布斯在伦敦宣布，他要让苹果成为“世界上最环保的公司”。

　　除了与激进分子合作之外，社会投资商还在联合一些实力更强的投资商，从而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如州级和地方政府中的富有同盟，包括美国最大的退休金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CalPERS)。CalPERS 管理近 1.8 万亿元人民币(2,350 亿美元)的资产，它发话时，各大公司都会认真听。麦当劳前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如今在经营一家伦理咨询公司的菲利普•鲁道夫说：“股东们已经变得更有创意，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

　　无论石油和汽车公司会不会买社会投资商的帐，它们的那些主张正开始引发其他投资商的共鸣。美林集团已加入 INCR，美国银行加入了 CERES。两家公司及其他一些公司最近都表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它们会把可持续性的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SRI 研究机构 KLD 研究与分析公司总裁彼得•金得尔说：“全球变暖令我们得到更多支持。”

　　尽管有这一切收获，但今年的一项重要表决却表明，激进分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次有 F&C 管理公司参加的跨国努力中，INCR把枪口对准了埃克森美孚，反对董事迈克尔•博斯金的重新当选，此人担任董事会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曾拒绝与INCR会面。尽管INCR指出全球变暖正损害埃克森的金融竞争力，但93%的股东都支持博斯金。

　　尽管社会投资商掌握着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它们仍更多依赖公众舆论的力量，而非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或经济理据。马克斯•凯瑟指出，激进分子需要做更多事，而不仅是督促企业做正确的事情。他们还应该攻其要害，比如股价，作为对企业做错事的惩罚。他计划拿起“抵制”这个传统武器，并把它与金融业的最新工具对冲基金结合在一起。

　　无论凯瑟的计划是否能起作用，他指出了一件事情：公众，即公司赖以生存的消费者和投资商，都越来越期望这些公司关注利润以外的更多东西。福莱国际传播和美国消费者联盟今年 5 月所做的一次调查表明，多达 82% 的美国人都表示，他们希望各公司能处理社会问题。而且，他们还表示，他们希望美国国会能确保公司说到做到。有了这种威胁，也许连埃克森公司都会因此放弃自己原有的立场。(安•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