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山东梁山总工会鼓励大批返乡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当日,在春季人才交流大会上有1000多名农民工与就业单位签订合同,凭一技之长就业。 中新社发 杨玉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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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是中国政府2009年面临的第一场大考
北京西马厂路口,李军在寒风中站了五个小时,一单活都没拉到。
这是大年初九上午10点,这位40岁的河北张家口农民红肿着双眼,面前摆着一张写有装修项目的硬纸板,一个装着工具的水泥桶和一辆破自行车。但即便这样,他仍不愿回老家,“种地哪弄得来钱啊!”
无钱可挣不是李军这一个农民工的苦恼。在2月2日的国新办记者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在中国现有的1.3亿名外出农民工中,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一天前,中共中央播发2009年“一号文件”,要求充分保障农民工就业。“保就业、保民生就是保农村稳定。”陈锡文说。
2000万人突然闲了下来
中国农民工大概是世界上最特殊最庞大的群体。西方记者给中国农民工起的英文名叫“migrant workers”,意即迁徙的工人。每年春节刚过,他们从中国偏僻的农村出发,拖家带口,走南闯北,拿着比欧美工人低得多的工钱,甚至被拖欠工钱,充当中国经济腾飞和城市现代化的原动力。而今,一场美国次贷危机令无数中国工厂倒闭,房地产工地停工,这群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们不得不扛起行囊踏上归途。
2000万农民工失业的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农民工在中国的破产大潮中挣扎”“中国经济:大量农民工前途未卜”“中国农民工突然闲了下来”……几乎一夜之间,农民工这个中国最底层的群体纷纷成为西方记者笔下的主人公。英国《泰晤士报》惊叹说,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不过2100万。甚至有西方记者写道,农民工失业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早在去年12月,英国《卫报》就发出这样的担心。“在大多数国家,失业率超过10%是很危险的,这时国家会处在大规模示威和骚乱的边缘。”不过,《卫报》却判定这不会在中国出现。“许多农民工在去城市之前,在家乡都过着十分卑微的生活。他们会在回家之后把开销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也这么认为。“除非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否则农民工不会跟政府过不去。”但于建嵘表示,他真正担心的是在城市没了工作,回农村又不会种地的农民工第二代。“要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面对可能的不稳定,中国政府已准备好应对之策。2月2日的记者会上,陈锡文说,个别地方出现了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引起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中国对处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历来都是非常明确的,除了发生打砸抢烧等情况,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
创造就业是第一要务
要向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创造就业才是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这不仅为了保稳定,也为了保内需。“一号文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 而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农民工资性收入约占中国农民纯收入的40%左右。
在“一号文件”中,中国政府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输出地、输入地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投入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而自从去年11月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大幅降低利率,和实施一项价值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
中国的劳务市场也打破正月十五之后才启动的惯例,提前开放。牛年春节期间,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的“天天职场”“天天”开放,劳务市场里的三面墙上挂满了劳动岗位信息牌,上面提供着营销、驾驶、文员、技术等800多个工作岗位。
“往年我都是过了元宵节才出来工作的。”来自湖北农村的青年张远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但是去年年底我被公司裁掉,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我怕出来晚了就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年初三就来到上海寻找机会了。”拥有维修电工证书的张远程已经在“天天职场”里和上海一家企业进行了接触,并初步达成用工意向。
政府救助与自救齐上阵
对于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农民工,于建嵘建议政府要给予充分的生活社会保障。在“一号文件”中,中国政府提出,对生活无着的返乡农民工要提供临时救助或纳入农村低保;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解决养老保险关系跨社保统筹地区转移接续问题。
于建嵘还建议政府要向输出地提供用工信息,以防农民工盲目流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农民工十之八九是通过同乡间口头介绍工作,而春节是他们交换不同城市和工厂信息的最佳时间,这种乡村传闻将主导未来几个月中国劳动大军的流向,但它并不可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凯铭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基于他们听到的这类小道消息,“许多人将从广东迁往江苏和上海,而还会有许多人从江苏和上海赶赴广东。”
很多农民工已经开始在老家自食其力。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奥斯汀在湖南省华容县农村采访时发现,那里“没有多少动荡的迹象,返乡的工人享受着春节的假期。”37岁的当地农民工杨洪在江苏沿海打工七年,失业回家后,他说服一些邻居和他一起养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人参观杨洪的农场,有二十多人来学习养鸡经验。杨洪告诉奥斯汀,希望在三年内把业务扩大到大规模生产、加工和销售领域。但是,如果不顺利,杨洪也许就和上千万农民工一样,为下一步彷徨。(记者刘俊、季明 见习记者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