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本报独家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3种渠道影响就业
记者: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正通过什么渠道影响我国的就业?
郑功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3种渠道影响我国就业:一是国外需求下降,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导致企业破产或裁员;二是影响投资信心,导致就业岗位增长减缓。比如一些企业虽未受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但是投资信心降低,本来打算扩大投资,增加工人,却选择了观望;三是影响消费信心进而影响就业。
我们目前需要的是鼓舞信心。政府的巨额资金投下去,目的就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增强信心。但如果这些投资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反而会打击投资信心。反过来,如果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对某些领域有所拉动,就会增强投资信心。
记者:当前整体就业形势如何?
郑功成:除了就业岗位增加减缓外,我们面临的新增劳动力供给也与以前不一样。大学生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对就业岗位要求更严格。还有年轻一代的农民工。10年前的农民工,没有工作了就返乡务农。但是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很低。
从供需两方面看,今年的就业压力很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总的说来,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提高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有效利用政府投资拉动就业。
提高居民收入有利于促进就业
记者:有人提出,为了鼓励工厂雇用工人,促进就业,应该降低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就业之间是不是有矛盾?
郑功成:现在是一个消费决定生产的社会。从大的宏观逻辑上讲,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就会增加。收入带来需求,再促进生产。收入对消费、生产具有正相关的逻辑关系。
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长期存在的居民收入偏低抑制消费需求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比如说,国际需求减少导致玩具工厂倒闭。可是,我们农民的孩子有玩具吗?我们那么多低收入家庭,能给孩子买玩具吗?所以,提高国民收入,至少在我国现阶段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均应当是有利于拉动消费,对于促进就业岗位的增长,两者并不矛盾。
记者:就是说,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降低工资。
郑功成:我一贯主张提高工资收入。在目前的特殊情形下,工资的上涨也是必须坚持的,因为我们的劳动所得严重偏低。原则上,我不赞成降低工资,现在不是降工资的时候。订单不足的企业可以减少工时,并根据减少的工时来调整工资。同时,还需要清醒认识到一个道理,并不是劳动者收入越低,就业岗位就越增加。就业岗位的增长与否,从根本上看跟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我国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就可以创造200多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降低到100多万,进入本世纪,下降到80万个以下。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需加强引导
记者:但是一般来看,产业结构升级都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迈进的。
郑功成:我们国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在公共资源配置和政策指引上,要允许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此外农产品深度加工业,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明显的是第三产业。以家政服务业中的老年人护理业为例,现在有多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能得到满足?我们调查发现,大约20%的家庭需要保姆,20%的家庭不需要保姆,而超过50%的家庭需要的是钟点工。但是这种需求目前很难得到满足。与此类似的还有旅游业。旅游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新的重要的消费方式,但是我们的旅游基础设施落后,产品供给不充分,抑制了需求。我建议,考虑增加长假,不能单纯将其理解为“假日经济”,更重要的是培养新的消费观念,鼓励大家外出旅游。
其实,我们有很多就业空间没释放出来,就像北大荒,没有开发前,它是北大荒,开发了,它就是北大仓。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投资倾斜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项目
记者:保就业和保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
郑功成:保就业就是保增长。因为保了就业,就减少了失业率,保留了劳动队伍,稳定了社会,稳定了收入预期,这有利于改变消费低迷、需求不旺的现象。保就业,是保增长应有之义和核心命题,更是必要条件和落脚点。
保增长对于保就业也有促进作用,一些老的、该淘汰的产业淘汰了,但是只要有增长,就能够出现新的产业,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也就保了就业。
所以,我们的公共投入和社会投入,一定要跟就业岗位增长直接挂钩。同样是增长,要向能够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项目倾斜。应当将保就业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重要目标执行。
记者:您认为要提高就业,需要在哪些领域加大投入?
郑功成:首先是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地铁等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公共卫生服务。其次还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消费,让居民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光靠降低利率不行,因为我们的存款对利率不敏感,而对风险敏感。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储蓄率肯定降不下来,内需就难以启动。因为有后顾之忧,生活风险太大,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的利率调整在我们这里失效了。所以,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配套改革的机会。比如,我们可以加强公共房屋的建设,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这不但会带动建筑行业的就业,还会拉动上游水泥钢铁等行业的需求。(本报记者 尹世昌 王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