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把“事发前”的工程风险管理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在4万亿扩大内需的盘子里，许多项目都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最近杭州发生的地铁工地坍塌事故，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在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中，如何保证措施准、工作实，避免出现这类严重的恶性事故，对各方都是严峻考验。

　　受访的有关专家建议，应从工程招投标、工程监管、作业人员培训、政府职能转变等多方面、多环节入手，使“关口”前移，确保工程质量的安全。

　　警惕“最低价中标”

　　日前，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行业协会牵头完成了对上海高速公路工程质量的调研。调研显示，上海近几年高速公路建设规模大、速度快，但较多存在桥头跳车严重，道路平整度衰减较快，路面开裂、龟裂、沉陷等问题，甚至有的高速公路通车仅两年就不得不进行大修。个中原因，除设计、技术等因素外，还跟招投标环节不够完善有关。

　　这家协会的秘书长陈明德表示，虽然国务院曾对招投标活动下发过文件，并鼓励推行合理低价中标和无标底招标，但工程建设市场门槛较低，各地施工企业良莠不齐，招投标中的恶意竞争现象依然存在。

　　比如，一些企业为了能承接到工程，往往会采取“价格战”的方式，其投标价甚至比成本价还要低。这迫使一些实力强大的施工企业也压价竞标。

　　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上海市土木学会常务理事傅德明说：“‘低价竞标’已成为我国工程设施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跨省、区、市的投标中尤为常见。普通的工程谁都能做，一省市的施工企业想在外省市承接项目，就常常使用‘低价竞标’。”

　　由于标价低，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就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降低管理、施工成本，如减少管理人员，减少施工机械，简化方案等；二是把工程分解、分包给资质低的企业，层层分包，以包代管。两种办法都必然会降低工程质量。据了解，一些地方“问题工程”的中标施工企业投标下浮率在20%左右，最高的甚至达35%。

　　陈明德说，应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对设计、施工、监理、材料生产的投标单位要严格考察其资质条件、工程业绩及承接能力。

　　傅德明认为，目前各地流行的“最低价中标”的招投标方式亟待改善。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中，除特大桥、大隧道等技术特别复杂的工程外，一般工程应采用合理低价法、“最接近平均标价”等方法进行评标。管理部门还要对企业建立工程业绩、质量和诚信的档案。

　　据介绍，目前上海在大型工程建设的招投标中已普遍采用合理底价法等方式。

　　培训与监管并重

　　在专家看来，在新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把“事发前”的工程风险管理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要改革现有制度的弊病，加强对设计、施工、监理、监测、养护、材料生产等环节的监管力度，强化操作规范的执行，扭转麻痹大意、违规操作、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

　　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行业协会拥有企业会员700多家，占全市市政企业总数的9成。陈明德说，企业普遍反映，许多工程安全事故以及由于不文明施工引起的纠纷，大多与工程一线作业人员操作不当有关。保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安全，提高一线作业工人素质是一大关键。

　　陈明德表示，这一轮新的“大兴土木”，对劳动力需求极大。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地。企业、劳动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等必须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在关键岗位，还要建立考核证书准入制度。

　　他还提到，这一段时间以来，常有企业抱怨：一些熟练农民工某一天突然不辞而别，跑到待遇更好的施工单位去了，“虽然有合同在身，但他们法律意识淡漠，听老乡、工头一说别的地方工资更高，说走就走”，使项目受到很大影响。这一轮建设中，农民工将十分“吃香”，这种“不告而别”的现象可能会频频发生。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时，也要对他们加强法律义务、诚信观念的教育。

　　傅德明认为，在提高工人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的同时，还应加强工程风险的动态监管。由于土质结构等原因，我国南方地区地下工程的施工风险要高于北方。上海在地铁修建过程中也是常遇到意外情况。目前上海每个地铁工地都有对地面沉降等情况的动态监控和相应的报警机制，后台还有远程监控中心，能够较好地监控施工全过程。

　　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这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之际，也是上海市政府机构改革启动之时。这一轮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建设，其间有大量的调研、分析、监督、管理、评估等工作要做，对政府行使职能是个考验。

　　上海市社团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政府自身要加强能力建设，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另一方面也要转变职能，将部分职能转移给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向它们购买服务。

　　陈明德指出，行业协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除培训工人外，还可为工程项目进行前期调研和后期评估，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组织工程质量评比竞赛，编制带有行业自律性质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等，“政府已经尽力了很大的，但在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过程中，不可能包办一切，而要集中精力做好宏观管理和监督，同时采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后者提供大量专业、必需的服务”。(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