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针对这一调整,业内人士认为,政策的转变主要是为了提振内需,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资料图) 中新社发 刘怀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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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针对这一调整,业内人士认为,政策的转变主要是为了提振内需,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资料图) 中新社发 刘怀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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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基础建设到重民生 “积极财政”十年轮回出新意
这是十年之后,我国宏观调控再一次出现“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2004年始,我国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之后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今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让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再次改弦易辙,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针对这一调整,业内人士认为,政策的转变主要是为了提振内需,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中央推出的十项措施透出的重要信息是宏观政策转向,说明我国整个宏观政策的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再回头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总需求。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连续6年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让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如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跟之前的政策,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贾康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增发了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其罕见的。
贾康表示,当时,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第二,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第四,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的17.5倍,超过建国以来的投资总额。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
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实行到了2003年,自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再次出台,与1998年政策有何区别?
“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的系统性和着力点方面,比之前更宽泛,力度也更大。因为这次面对的外来影响更深重,所以,我们的反应也比过去强有力。”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卫星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据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这样既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抵御经济的下行压力,同时又能为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一个良好的环境,引导社会民间更多的投资。
“但这一次跟1998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政府加大了对民生的投资。这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地向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农民工倾斜。尽管1998年也有面向民生的,但力度很小,而现在是大规模的。”王元副院长说。
财政部预算司王卫星副司长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他认为这次积极财政政策,不限于政府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领域,更偏重于民生,同时也偏重于出口行业,侧重于像增值税改革这种持续性的鼓励措施。
“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国债发完了,这批项目建设完了就结束了。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长期的,出台时机也是不错的。”王卫星副司长说。
货币政策又转向
11月11日,就当前如何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记者了解到,目前央行已经研究制定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五大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等五大方面。
受宏观政策调控及其他因素影响,从7月开始,我国在上半年一直高位运行的CPI已开始逐步回落。
“目前反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对在减弱,央行适时调整政策发出的信号说明,目前货币政策除了防通胀,还树立了保发展的新目标。”王卫星副司长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王红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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