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新时期迅猛生长,标志着中国农业竞争环境正在发生向“组织竞争”的深刻转型
曾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中国农村,将是合作经济组织大放异彩的世纪。”《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在苏、皖等省的农村调查发现,这一预言正在化为农民活生生的实践。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简称“农合”)风起云涌,农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快速提高,农村生产力在合作组织中得到提升。农村经济正从由推行“大包干”而确立的“家庭竞争”模式,逐渐步入“家庭竞争”与“组织竞争”并行的态势
“农合”驶入“快车道”
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近几年发展明显加快,出现了种类多、吸纳农户比例高、合作要素活跃等显著新特征。统计显示,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全国工商机关就共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26397户,成员共计35万户,成员出资总额共计159亿元。
比如,在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城乡收入“剪刀差”全国较小的江苏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出现了“惊人一跳”,主要发展数据有:近4年中,全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8310家,成员275万户,带动农户411万户,占全省总户数的27.5%,4年提升了17个百分点,无锡市加入合作组织或接受合作组织带动的农户比例达到40%。
农业大省安徽省农村合作组织也出现“井喷”现象。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达5379家,比上一年增加1274个,增长31%。毗邻核心都市的沪郊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将近800家,五年增长了四十多倍。可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发展,在不同类型区域均显示出同样强劲的爆发力。
在一些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往往呈现意料之外的强势。据统计,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出资最多,约占全国成员出资总额的17%;而市场意识最浓厚的江苏农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的成员人数最多,约占全国成员总数的10%。
模式日益多样化
《瞭望》新闻周刊在苏、皖两省随机走访了25个合作组织。从形态上分析,这些合作组织可分5个主要类型:企业依托型,即“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这类大多是以种养殖、加工为主,共有6个;科技推广型,即“以技术推广为特征的协会+基地+农户”,一般由科技人员领办成立的,共有3个;能人大户带动型,即“能人+合作社+基地+农户”,一般由懂技术和市场的大户发起成立,共有7个;村级组织主导型,即富民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一般由村级组织针对村级集体经济分配或土地流转需要而组织村民成立的专业合作组织,共有6个;村干部带头型(有带领致富能力的村干部),即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任协会会长或合作社理事长,带动农户发展种养殖业,共有3个。这些专业合作组织成员一般从几个到100多个,但带动的农户少则500多户,多则1000多户,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集体智慧大于个人智慧,群体抗压性大于个体的抗压性。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等农村问题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市场风险的不可测性,让多数中国农民一时还难以适应。家底较薄弱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模式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大市场,显然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也制约了农民经济的发展。所以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带有必然性。当然,这种组织化,显著有别于以地域性集聚的村级组织,更区别于改革前僵硬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农民合作组织,建立在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础上,是对农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组,它的惊人能量将进一步地显露出来。”
“农民得实惠”成“生命线”
增收,是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吸引农民的最大兴奋点。安徽歙县县委书记滕祁源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农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或协会为单元,主动对接企业或市场,正在改变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单一竞争模式。而建立龙头企业或销售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
据调查,歙县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比不参加的农户一般多增收20%以上。江苏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年总收入已超过400亿元,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作用显著。江苏省400多个省级“四有”(有组织制度、有合作手段、有较大规模、有明显成效)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平均年收入,是未入社农户的1.6倍。
据无锡市委农工办统计,全市参与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超过了5万户,带动农户23万户,促进农民增收5亿元。张家港市2007年专业合作、土地合作、社区合作等三大类合作组织的总收入分别是3670万元、2480万元、7800万元,比上一年分别增加了16%、12%、18%。市委书记黄钦说,通过各种专业合作,使农民增收更多体现在“持续”和“长效”上。
虽然农村合作组织正在蓬勃发展中,但与广袤的中国农村、在农民收入正遭遇低水平上的“瓶颈”的困境比照,合作组织发展的空间仍然有待拓展。本刊记者调查还发现,从面上状况分析,当前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仍只能说处于“小”、“弱”、“单”、“散”的状态,合作组织需要“扩面强身”。
在国家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后,在已有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下,农民入社的意愿显著增强。江苏连云港市农业部门对千名农民调查的结果显示,70%的农民表示有意愿参加合作社,81%的农民认为现有合作社太少,65%的农民不知道如何加入合作社。
针对农民入社需求增加的实际,江苏省规划要求,到2010年,全省加入合作社组织的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比例达到30%以上,带动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比例达40以上。江苏省还对全省“20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表彰。农业大省安徽省农户合作化率仅有21%,农业人口达到825万的阜阳市,2007年底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和合作组织带动的农户数仅占全市总农户数的18.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扶上马”还需“送一程”
除了比例需要提高外,现有专业合作社的规模不够大、规范不够好。安徽省委农办的一组调查数字显示:全省平均每个合作社资产总额仅118万元,负债达27万元;平均每个合作社总收入276万元,总支出239万元,盈余36万元,红利总额分配占成员出资总额的23%;全省只有23%的合作社执行生产质量标准,10%的合作社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专业合作组织比较活跃的江苏张家港市,也坦承合作组织“规模小、带动力弱”的问题:全市80家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社均带动农户仅358家;31家专业协会平均带动920户;17家富民合作社社均82户。张家港市委农办副主任顾永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合作社“个小体弱”,带动作用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政府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需在“扶上马”的基础上再“送一程”,尤其要加大力度改善合作组织的生存、扩张的环境。原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资深“三农”专家吴容、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等人向本刊记者强调说,新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正处在起飞阶段,政府“送一程”的重心,不在给钱而在做好合作经济的环境。
一是人才环境。合作社的管理、分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强大的合作社必须要有专业人才团队,而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政府要看到人才缺乏对合作社经济的影响,从培养、使用、职称待遇等环节上,早谋划、下功夫,甚至不惜给“特殊政策”;二是金融环境。专业合作组织要壮大,不能仅靠社员的一点资金,需要得到银行的支持,但目前合作组织还很难从金融机构贷到款,合作组织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的确认。如何创新对合作组织的金融服务是个很大任务;三是竞争环境。目前合作组织大多很弱,其覆盖面、影响力都很小,各地有同类的合作组织,但缺少更高一级的组织整合,因此合作组织与合作组织之间、合作组织与市场之间、合作组织与政策执行环节,出现了很多错位,政府要创新合作组织管理体制,勇敢面对合作组织“做大”后的管理难题。
受访的多位专家还认为,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的出现,使得农村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合作组织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社会管理功能、政治活动功能释放的不多。但随着面广量大的合作组织快速增长,组织成长的风险要早规范、多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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