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不断攀升的通胀压力成为宏观政策日益严峻的挑战。

　　从货币供给来看，近期外汇储备增加较快，特别是非FDI(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部分增长较多，带来较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5月份M2增幅依旧高企，说明来自需求方面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而从成本因素来看，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难以控制，这就是说由上游成本推动的通胀未来仍将持续。综合这些因素，通胀将仍然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当下通胀压力随粮价的趋稳而稍稍有所减缓，一些观点似乎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随着同比效应逐步回落，下半年的通胀压力会明显减缓。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通胀压力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并不能得到如此乐观的结论。相反，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胀压力可能都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必须面对的现实压力。

　　这其中既包括国际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扬和生物能源对粮食的占用不断增大等因素，也包括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在美元贬值和现实需求等综合推动下不断上扬，同样也包括来自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突出表现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话题中，外界通常认为，从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看，能源已经替代人民币汇率成为美方对中方施加压力的重要领域之一。我们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是：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进入目前的高增长和一定水平的通胀新的组合时期，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的通胀可能仍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在把应对通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基调下，短期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然有必需坚持，包括继续使用数量政策对冲和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及窗口指导等信贷控制措施。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央行对冲并不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只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尽可能平稳的金融环境。政策操作的重点，仍然是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以产业重组、产业升级和放松管制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通胀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大影响，危机爆发后日本加速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推广节能设备，从而平安度过1980年的第二轮石油危机。眼下中国面临同样的选择。

　　另外，生产要素价格重估仍然需要适时推进。中国许多领域都能看到价格管制的影子，从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到成品粮及粮食制品，亚洲区的几个经济体最近都上调了成品油零售价格，相比之下中国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只有国际基准价格水平的一半。关键生产要素价格的正常化，将在帮助平衡经济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放开价格管制步伐放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局对于国内高企的通胀率的担忧，价格管制短期阻隔了通胀传递，延长了下游行业的蜜月期，但其对经济关系的扭曲也相当严重，由此导致的价格失效会明显延缓经济转型的过程。

　　此外，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外需向内需转变，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