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风暴眼中的高管薪酬

　　美国此次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很多问题，其中高管薪酬过高是其一。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都看不下去了，出来放了一炮，说“美国财政部的措施史无前例，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两家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允许两家公司的高管再发意外之财。”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美国金融机构做了不少手脚，但问题并没有被揭露出来，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大获全胜。但此次次贷危机不同，一些最大腕的金融机构走了麦城，各种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2008年9月7日，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下称“两房”)由美国政府接管。随之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很多———死老虎大家都愿意揣上一脚，解剖死老虎比解剖活麻雀要容易。其中，高管薪酬过高是一大问题。

　　按照“两房”的规定，其两位老总若是离职，可以得到薪酬、退休金和辞退金等，总额可达2400万美元。很多人看不下去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出来放了一炮，说“美国财政部的措施史无前例，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两家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允许两家公司的高管再发意外之财”。确实，美国公司高管薪酬太高，已经成了资本市场的大问题。

　　首先是美国公司老总收入高出其他国家同类公司老总的收入，而且是高出很多。2007年美国S&P500强公司老总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万美元，而英国公司老总中的顶尖高手特里·莱希爵士的年收入只有910万美元。而在他的领导之下的超市连锁店企业Tesco当年的利润增长了20%。2006年，瑞典大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是722，000欧元。Vinici是法国建筑领域的一家大公司，但公司第一把手的年薪只有500万欧元。

　　美国公司高管不仅薪酬高，而且收入与业绩并不挂钩。以2007年为例，S&P500强公司老总的平均年收入几乎翻了一倍，而公司利润平均只增长了12%。投资圣手巴菲特愤怒地指出：“美国公司高管的年薪与业绩常常严重脱节，而且到了荒谬的地步”。

　　不仅如此，即便美国公司老总的薪酬与业绩挂钩，也是短时间内挂钩。结果许多券商老大铤而走险，反正损失归投资者背负，而收益归券商自己，老大们愿意背债豪赌。只要他们当年能够把利润做上去，他们就可以多拿收入，来年赔了钱也不用退还过去的所得。这样高管们就愿意借钱炒股，多多益善，而且美其名曰为“杠杆”交易，意思是他们妙手点金：只要投资者拿出一部分钱给他们投资，就可以成倍贷款到资本市场博弈并从中牟利。注意，杠杆交易在美国已经受到了质疑，至少是已经暴露了丑恶的一面。

　　但同样的东西，到了中国成了金融创新，而且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融资融券”。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典型的四字结构，像凝结中国古代智慧的成语，四字中还有两字押韵，对仗工整，听起来铿锵有力，而且还很是神秘。其实，所谓“融资融券”，就是借钱、借证券炒股，有时是券商借钱、借证券给别人炒股，有时是券商向别人借钱、借证券炒股。

　　欧洲的情况要好些。欧洲公司不仅将奖金和长期收入与业绩挂钩，有的还将业绩与离职薪酬挂钩。比如法国的电讯设备制造商Alcatel就规定，如果其首席执行官离职或被辞退，发给离职薪酬的条件是，公司实现了其收入目标的90%或营运利润目标的75%。再比如，英国的股东每年就本公司高管的薪酬投票发表意见。尽管其投票结果没有约束性，但对公司高管总算是一种牵制。这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可以表示道义的力量。美国也有人试图引进英国的做法，主张股东有权对公司的前五位高管的薪酬投票。2007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公司必须有针对公司高管的参考性投票，但参议院没有通过法案，结果该法案终被搁置。

　　美国国会还举行过听证，传美林、花旗等券商的高管到国会作证，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拿天价薪酬。有位国会来的领导还当众批评他们说，“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只有CEO们例外。可这件事他们的责任最大。”虽然听证之后没有下文，但毕竟是举行过一次听证，而且国会领导还装模作样地批评过拿些大钱做坏事的公司高管。这些公司高管的地位也很高了，相当于我们这里的正部级高管，国会能够传他们到庭作证，已经很不简单了。

　　欧洲公司高管薪酬比美国的低，有其深层的原因。比如，许多欧洲国家有较强大的工会，对公司高管是一种牵制。工会的作用很大。英国股民每年就高管的薪酬投票时，工会的一票就很重要。德国的工会也有很大的势力。相反，在工会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的美国，工会早已被打得七零八落，资本对劳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欧洲国家还有社会主义传统，执政党大多是社会民主党。

　　在高管薪酬方面，我们这里也有些人死心踏地要走美国的道路。当然，也不能全怪美国的坏榜样。不过，北欧、日本、德国的模式告诉我们，除了美国和中国的高管薪酬模式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高管薪酬模式，那里的人民也生活得很好。(朱伟一 作者系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