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是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抑或有着庞大内生体系的中国经济能够独善其身？连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参加了广东省政府和专家座谈会，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应约佛山讲学……本报记者采访京沪穗相关专家发现，尽管他们观点不尽一致，但对两者关系的梳理仍不乏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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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钱到底流入还是流出？

　　“热钱短期内将流走，因为流动性为王、现金为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孙立坚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直言，外资机构在资金压力下有套现需求，但从长期看，热钱反而会流进中国。美国经历这次次贷危机，经济恢复可能需要三五年，全球资本等不及三五年，会更多向中国流入。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认为，美联储降息，美元加速贬值，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大，对人民币升值投资的预期更大，从而可能有更多的热钱和外汇资本流入中国，加快国内外汇储备的增长。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当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更多的国际资本会流向新兴市场国家。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则对记者表示，热钱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它们在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流动形式和方向不同。目前广义的在中国的热钱，可以分成三类：a.长期看好中国的资本，主要属于产业资本，次贷危机对它们的影响比较小；b.短期投机性资本，相对于FDI这种产业性资本，他们的介入时间短，可能2-3年，他们认准人民币升值，股市和楼市升值，更看重短期高额的资本回报率。国家宏观调控，导致这部分投资回报率下降，这部分有可能高位变现；c.真正国际意义上游资，典型热钱的概念。这些短期游资，比如套利资金多属于发达国家的金融集团，次贷危机对这些金融机构本身的冲击大，加上国内整体经济调整，它们的资本回报率在下降。欧美金融集团为了自救，调动资金解决自身流动性问题，从国内金融市场上(A股、人民币基金、存款等)撤出非常明显。对这三类热钱的比例，李慧勇估计，分别是60%、15%、15%。

　　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则发布报告认为，热钱流出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可能被夸大了。很多人普遍担心，资本外逃会造成人民币汇率受压贬值，并且导致严重的国内流动性短缺，甚至动摇整个银行系统。但目前中国国内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7.5%，这是世界最高水平之一。热钱流出时，央行完全可以通过降低存准率有效地抵消其负面效应。若按2000-3000亿美元的热钱规模计算，央行只需将存准率从17.5%下调至12.5%就可以完全抵消其产生的流动性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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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外汇储备如何应对？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新增2806亿美元，使外汇储备净值达到1.8088万亿美元。截至2008年6月，我国持有美国的国债高达5038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

　　“在次贷危机中，外汇储备已遭受了一些硬损失，但总体规模仍然不小，必须考虑其安全性问题。”张宏良教授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利用此次外资忙于调动资金参与美国国内救市的有利时机，用外汇储备回购其在国内的核心资产。这样还可以实现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双向升值，而不只是对内贬值。

　　孙立坚表示，次贷危机确实给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这些储备应该主动选择具有长期投资回报的项目，不能吊死在美国国债上，最近美国利率都是下调的，通道已经打开。

　　如果是贸易顺差主导的储备结构，我们可以动用较多的外汇储备去海外长期投资运作；如果是游资外汇占款导致的储备增加，则应该更多地使用自己的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孙立坚认为，中国的外汇资本进军海外受到了投资国较高的壁垒阻挡，因此投资主体非常必要。比如，藏汇于民的同时，为民间机构和个人的海外投资创造环境和制度保证；或者成立亚洲货币投资基金，淡化主权国家投资的色彩。因为东亚的外汇资产占据了全球的三分之二，大家都有对外汇资产保值的动机，尤其是美国次贷风波的冲击，各个国家的金融机构都受到了不可忽视的损失！因此，改变以前被动的投资美国国债的方式，寻找新的投资渠道的愿望已变得越来越强烈，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可能会产生较好的双赢效果。

　　李慧勇则表示，作为长期信心的体现，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缩水与否对我们现实购买力的影响很有限。不过，相应提高欧元，日元资产配置比例，这样能抵抗单一货币汇率变化带来的影响。此外，应该提倡动态管理的理念。目前1.8万亿元规模，已经足以应付平时的支付和战略储备，多余部分应有更高的收益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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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是时候走出去？

　　对这一问题的解读，行业人士和专家意见可谓大相径庭。

　　普华永道中国企业并购服务部合伙人卢玉彪表示，中国企业迎来并购比较好的时机。由于次贷危机，花旗等境外金融机构愿意出售资产，同时，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进行海外并购。

　　李慧勇也持赞同意见。他认为，除人民币升值因素外，国内要素价格、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很大，需要通过走出去，获得相对更加廉价的要素和劳动力。这类似于1973年后日本面临的情况，他们实施对外发展战略，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完全可以走一条类似道路。

　　“现在确实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好时机，但要做好足够的准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孙立坚称，美国的一些企业机构，现在价位确实看起来很合适投资了，日本企业出手很快，已经有新的跨国并购发生。但中国企业仍要谨慎，并非所有东西都适合投资，有些资产在次贷风暴之后根本没有投资价值了。

　　孙立坚特别强调，不能说投资黑石失败，就认为国内资本海外投资是不可取、抄底模式就是失败。“我们走出去的目的是，学会国外先进的金融运作模式，触摸金融业务就是面临风险，并非像实体经济一切都可预见。”

　　上述观点遭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的反驳。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次贷危机的深远冲击谁都无法说清楚，根本还不知道底在何方，此刻中国企业试图去“捡便宜”根本谈不上是合适时机。同时，就连巴克莱银行出手收购的雷曼兄弟资产，也都是其研究机构、人员等有实际价值的部分，并未过多触及其金融资产。何况，国际兼并率不足20%，中国企业“火中取栗”胜算甚微。

　　张宏良认为，当不知道危机到底会多严重、危机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就应该坚持一个原则：让自己先活下来；而最能让自己活下来的不是股票和钞票，而是面包和水。所以国内企业应坚守好自己的阵地，然后再选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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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会否撤离楼市股市？

　　在中国地产界向来只入不出的摩根士丹利，首次传来出售其在上海拥有的住宅地产的消息。专家表示，尽管目前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地产业正面冲击不大，但其对于市场信心的打击将慢慢释放。

　　记者调查获悉，摩根士丹利对该项目的报价为11亿元人民币，另外还计划出售其2006年购入的浦东284套住房。此外，该公司还决定不再继续投资亚洲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其持有这座大楼9%的股份。有消息称，花旗银行也正为其在上海的住宅地产漕河景苑的两幢高层小户型公寓寻找买家。根据记者多方收集的信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至少有13个外资地产项目的转手收购案发生。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总经理程澐表示，经过跟踪研究发现，外资在中国投资房地产通常为2-3年的持有期，年收益率高达20%-50%甚至更高，这说明他们确实在中国赚快钱。但就目前来看，他们抛了手头的项目更倾向于继续在国内寻找其他机会，外资机构近段大规模撤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迹象还不十分明显。

　　不过程澐认为，在高度全球化背景下，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打击无法避免，这让中国的地产交易有了更多议价空间，同时也会延长交易谈判时间。这一切可能会加长国内地产界年初以来的调整时间。其次，中国为房地产市场证券化准备了五、六年，业界普遍认为接下来两年会有重大突破，次贷危机尤其是“两房”问题可能会延缓这一进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则透露，造成A股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流动性泛滥、投资渠道不畅、大落之后宏观经济基础依旧等因素。来自次贷危机的冲击不大，主要对市场信心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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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契机？

　　在广东省政府和专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谈及这一话题。他指出，中国经济外向依存度过高、进出口过于不平衡、环境压力过大、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这种保持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讲了多年，要是没有新的困难和挑战，原有模式可以轻松延续，就不容易形成改变的共识、下大决心。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了一股“逼”的力量，趁势而为可以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更扎实的基础。

　　比如国际的高油价和高粮价，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分析，“险”中也有机会。中国的能源消费中70%是煤，所以我们也许对140美元/桶的油价没有办法，但增加煤炭供给的潜力还是不小的。国内粮价比国际市场低了很多，如果有管理地扩大一部分出口，当下世界的高粮价就能成为刺激中国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推动力。说中国耕地紧张是事实，但还有很多耕地没有好好种也是事实，一个成因就是粮价刺激不够。当前国际粮价的形势，对中国增加粮食生产有值得利用的机会。

　　张宏良也表示，中国应趁机建立信息、生物、文化以及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创造国民创业条件来取代就业条件，尤其是要改善财富分配机制。长期以来，劳动工资水平占所创造财富的比例很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需购买力，今后可以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股份合作制，以股份形式提高大众获得财富分配的比例。

　　对于这场金融风暴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申银万国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认为，会对企业有明显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压力和动力。过去世界经济比较好的状况下，国内企业只要生产出廉价的东西，就不愁销售；很多企业无心提高附加值、无心产业升级。次贷危机抑制美国消费，对出口市场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相关出口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而从国内背景来说，要素成本也在提高。内忧外困，只有破局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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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改革会否迟滞？

　　“此次次贷危机是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环环相扣后由一个‘蝴蝶效应’所引发，而次贷本身就属于一个金融创新。”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表示，金融创新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创新，另一种则是只满足一小部分人操纵市场、谋取巨大利益的创新。从这次次贷诱发的后果来看，就是一个不好的创新，最终连利益方都栽了进去。

　　李慧勇称，中国金融改革因为次贷减速的可能性很大。目前受影响小，就取决于我国金融体制相对封闭，主要还是存贷业务，没有贷款证券化、证券衍生品等业务，才避免了次贷危机的正面冲击。毫无疑问，次贷危机对金融监管层，是个警钟。之前呼声很高的一些创新产品恐怕都要重新评估风险，会使改革进程走慢。

　　孙立坚则表示，很担心金融改革步伐的停滞。短期来看，金融风暴正当头，暂时停止或控制金融创新，也很必要。比如美国，现在就已经宣布10月3日之前，所有金融创新都暂停。但中国的股指期货、融资融货，都不存在不推的问题，否则价值风向标就没有了。不能说因为次贷危机，美国就没有了学习价值。美国是消费大国、金融大国，今天能够在全球调度资金，来支持其透支消费，就是因为其金融强盛。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但本质上并不是金融创新本身的问题，而是监管的问题。次贷危机暴露出美国的问题，在于监管模式落伍。如果监管部门不了解华尔街赚钱的新方式，那根本无法看到问题所在。金融监管应该与金融创新同步发展，在创新工具出台时，就要搞清楚风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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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刚开始还是快结束？

　　几乎所有受访的经济专家都向记者表示，尽管很难预计美国次贷危机会延续到什么时候，但冲击波对中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美国金融大坝才溃开投行这第一道口子，下一步可能是对实体银行、实体经济的传导，而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往往还有一定的延迟效应。”张宏良教授肯定地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在上海传达着同样立场：现在只是停留在金融爆发阶段，对中国经济影响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会向国内实体经济转变。比如，出口订单的减少，贸易摩擦的升温等。

　　李慧勇表示，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持有雷曼等相关金融机构债权股权的境内金融机构，会受到一定的损失，比如偿付率不足的风险，违约风险。现在算是进入了第二个小高潮期。相比之下间接影响更大，时间也持续更长。因为次贷会影响消费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及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从这个角度上讲，影响刚刚开始。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则认为，次贷危机已经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了。但到底次贷危机是不是到中场了？或要开始下半场了？现在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市场缺一个东西，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信任、信心、信用。

　　“次贷危机在美国还没完全释放，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本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窗口，如果美国政府的一些举措没有效果，美国的金融市场就可能崩溃，那这一结果对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都将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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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汇率将走向何方？

　　200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7.2996创下汇改以来新高。此后的五个月多时间里，这个纪录先后被40次改写。有分析人士认为，从2006年的“9·18”到2007年的“9·18”，再到2008年的“9·18”，以每年这一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简单测算，历时仅两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就可能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次贷危机大规模爆发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明显。上周人民币兑美元出现大幅区间振荡，全周开于6.8203，收于6.8374，下跌171点。

　　威尔鑫投资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杨易君指出，受次贷危机影响，中期美元走势反而是走强。因为目前暴露的是金融危机，是华尔街银行在闹“钱荒”，美元并不是供过于求，而是远远不能满足华尔街金融机构解决金融危机的需求，美联储不断向美国金融机构大量注资就是表现之一。虽然就经济角度而言，美国经济仍不景气，疯狂的美元增发必将造就下一次的经济泡沫和美元的长期贬值，但就目前的中期而言，金融市场需要美元来消除金融危机，这将造成美元的中期强势。相对的，人民币汇率也就可能出现下跌，这一走势将可能维持几个月甚至一年。

　　“次贷对人民币汇率影响，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特征，但最多是个扰动因素。”李慧勇称，人民币升值快慢，取决于中国是否能保持优于或高于其他货币国的经济增长能力，以及能否保持一个对外收支的顺差。目前，出现热钱流入发达市场的迹象，全球会出现对美元需求增加，相对来说人民币升值就会放慢甚至可能逆转。但干扰只是暂时的，美元贬值的大趋势还是不会改变。

　　孙立坚受访时表示，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取决于政府对其管理的程度。如果，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又好又快地完成，那么，实现人民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作为中国这个以内需支撑创新主导的经济大国而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我们的实体经济能够承受汇率波动冲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自由化、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会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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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关心指标如何变化？

　　相关专家指出，对于老百姓而言，关注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扩散，可以从下面一些相关的经济指标着手。

　　最主要指标———贸易顺差额。中国是外向型经济，如果贸易顺差减少，就说明美国市场的出口订单在减少，对我们不利。因为中国现在主要靠两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一是投资，一是出口。投资也与出口紧密关联，一旦出口下降，就容易出现生产过剩；投资过度，就会导致经济萎缩，出现裁员或降薪。

　　固定投资、基础投资的多少。出口下降了，必须加大内需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这要靠政府扶持，拿出更多订单来让企业投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并且拿钱帮助企业将主业转到高附加价值、节能减排的环保行业中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政府就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使国民经济保持了6%的增长。

　　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政府要解决医疗、教育等百姓的后顾之忧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内需才能加大。企业增长和内部消费配合，才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促使产业结构摆脱外向型的困境。

　　与老百姓财富增长相关的指标。包括股市、楼市、利率、物价等等，这些直接决定老百姓手中的钱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进而影响消费，影响内需。

　　另外还有专家指出，老百姓还可以关注国外相关情况的变化。如金融机构破产情况。尤其是深陷其中的华尔街投行的状况。对中国来讲，投资标的与破产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情况。比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持有一些雷曼债券，会受影响。关注整个发达市场，主要是风暴中心的国家，关注他们的金融监管当局对次贷危机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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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创造条件独善其身？

　　周其仁教授认为，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中国有条件争取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首先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这是全世界都羡慕的。由于人口数量全球第一，加上近年收入增长很快，因此中国国内市场扩展很强劲，今年以来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23%，去掉通胀影响，还有15%以上的高增长，这是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容易看到的现象。市场经济是求导向的，只要有需求，增长就无大虑。

　　“国际市场的需求我们也许无从左右，但国内需求是中国自己的经济政策直接可以起作用的。”周教授认为，特别是通过国民收入大分配政策的调整，增加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额，还能释放非常可观的国内消费市场增量。如果国内市场有较大扩展，这些年为外需服务的制造业，转向对内将大有用武之地；中国服务业也有做不完的生意。

　　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特点里也隐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目前沿海出口部门比较困难，因为人民币升值、欧美市场下行、国内通胀、成本压力和贷款从紧接踵而来，一时化解难度很大。但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在近年已有很大改进，发展的“软件”条件———观念、政府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也有了明显改善，正成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目标地区。目前浙江的温州、台州，以及广东的东莞、深圳到处都是国内其他地区来的“招商团”。最大量的产业转移，还是发生在国内，产业转移带动了国内投资的增长。

　　供给方面的潜力也很巨大。这一点，通过观察现实经济生活中这里那里的“瓶颈”就不难发现。广东的东莞，受国际市场的影响那么严重，很多中小企业关闭或歇业，但供电还是不足，开门的工厂每周还是只能开三停四，在没有供电的日子里，还要靠小柴油机发电。这些工厂，还有订单，成本虽然升得很急，但是可以撑下去，只要供电增加，产出就可以增长。这样看，在管住货币增长的前提下，恰当调整比价关系、松动价格干预范围和强度，也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吴江 孙毅蕾 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