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老伴赵燕玲已经75岁了，除了视力略有不济外，身板硬朗。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大小小五个房间，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她一个人操持，她乐此不疲，也游刃有余，觉得保姆反倒不怎么靠得住，于是家里一直不雇。

　　最近几个月，赵燕玲发现，打到家里的电话忽然比往常多了起来，除了来自学界、媒体等的邀请外，很多电话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轼，在这些电话里，对方不问青红皂白，先是扯着嗓子劈头盖脸一通乱骂，然后不等主人辩驳，“哐当”一声就挂掉了。

　　确实，从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适房到“廉租房无厕论”，茅于轼屡屡抛出重量级言论。

　　茅于轼显得轻松得多，他总是一笑说，以前比这严厉得多的大批判都走过来了，这些算不了什么，不用在乎。

　　骂我是他们的权利

　　茅于轼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干部小区。每天早晨六点，茅于轼就起床了，从六点到七点，是他收发电子邮件并安排一天事务的时间，除非出差在外。七点过后，与老伴一起用餐，然后准备外出开会或到受邀地发表演讲。倘若不外出，他便与老伴到公园散步，回来后继续在书房伏案写作，那台笔记本电脑已经陪伴他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大量的题词、约稿、书评、推荐信让他应接不暇，虽然推掉了不少邀请，每天依旧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就餐的时候，他仍旧在匆匆看报纸，浏览一天要闻。中午十二点是午餐时间，片刻午休后到傍晚六点晚餐这段时间，用来接待客人。晚上十点半、最迟不超过十一点，一天的工作结束。如此反复，天天如此。

　　茅于轼的房子很大，但此前仅仅他们两个老人居住，最近儿子从深圳回来，暂居在这里。书架分散在各个房间，上面除了各种书籍还有很多碟片，因为近年来听力不太灵光，加之事务忙碌，酷爱西方音乐的他很少去接触它们了。而两位老人的合影几乎在房间的任何显著位置都可以看到，装裱得浪漫而温馨。茅于轼书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书报和材料，留待批阅整理。从书房探头向外，阳台上的花开得很好，客人送来的百合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从《择优分配原理》引发学界关注，一直到与张曙光、盛洪等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屡屡抛出重量级调研报告，再到筹建小额贷款公司在灰色地带艰难操作、专事西部扶贫的保姆学校尴尬招生，茅于轼近年来的诸多动作与言论，已经成为公众话题。尤其在最近一两年间，他针对大量社会问题、经济现象发表的不俗言论，在获取一些赞同时，更招致骂声一片。

　　崇尚绝对市场主义的茅于轼认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维太少，他已经80岁了，走路不稳，听力不行，好像已经看到了生命尽头的景象，没有时间去伤心与驳斥了，只是抓紧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最紧要而且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批评与质疑。

　　他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这些批驳，对于他的治学与处世，“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两种人讨厌我

　　此前数年，茅于轼出席各种场合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绝少有助理跟随。如果活动在北京举办，他甚至会坚持自己打车前往，谢绝主办方派车接送。在他看来，“空车来、空车走，这一个来回就给北京制造了两次堵车的机会”。

　　除非为了“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偶尔与老伴出去看看电影、听听京剧，茅于轼“生活即工作”。赵燕玲说，老实讲，他为了什么？他真的是一心一意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茅于轼说：“讨厌我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贪官污吏，一种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是糊涂人，这种人应该说是相当多的。”面对外界的批驳，茅于轼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

　　“讨厌我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贪官污吏，一种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

　　他认为，自己已经80岁了，需要抓紧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最紧要而且正确的事情，他一点都不在乎这些批评与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