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30周年。海内外媒体纷纷发表纪念文章的同时，一些美国主流媒体也特别提到，2006年创立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的协商体制和政策对话框架，令美中关系变得更加具有建设性和合作性。

　　2008年12月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闭幕，作为一次承前启后的对话，此次对话在宏观经济合作及金融服务业、能源与环境合作、贸易和投资、食品和产品安全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五个领域共取得40项积极成果。

　　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最后一次以财政部长身份出席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他对中外媒体表示：“我已与奥巴马就对话机制的延续进行过沟通，尽管我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但是如果一个机制被证明是非常有成效的，我对它的持续性就充满信心。”

　　“中国通”财长

　　2006年5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提名高盛集团董事长保尔森接替辞职的斯诺担任美国财长。当时有外媒指出，布什选择保尔森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看中其对中国事务的熟悉。保尔森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资助建立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担任高盛主席期间在中国的业务也是蒸蒸日上，遥遥领先摩根史坦利等其他国际投行，高盛曾担任主承销商帮助很多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保尔森本人在2006年9月21日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时也自豪的对媒体说：“自1990年末以后，我去过中国70多次，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夜间出现的……中国的领导人非常聪明、实干，也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在经济改革上做得很不错。”

　　让保尔森不惜放弃年薪3830万美元的华尔街职位，担任美国政府的第74任财长并不是那么容易——后者的年薪只有20万美元，两者相差近200倍；而且众所周知，美国财长经常只是一个推销白宫财税政策的“推销员”。保尔森的前任奥尼尔在离职后就曾感慨自己被排斥在白宫决策圈外,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

　　保尔森在华尔街曾被誉为“美国金融界一位最顽强、最能干的强势人物”，他身高1.86米，曾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橄榄球队的明星。他在履任之初，便获得美国媒体的普遍认同，纷纷为其造势：《华盛顿邮报》社论称，“这是一个很好的提名”；《时代》杂志则称，“布什需要让保尔森确信，他在白宫能得到属于他的真正的位子、桌子和声音”。他本人也曾经对友人说，此番出任财长“应该有一番作为”。

　　“对话，保持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的，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时，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话每年两次，轮流在中美两国首都举行。

　　作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发起人之一，保尔森在每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的抢眼表现，让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熟悉了他的名字，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方面，每次在他访华前后，人民币都会发生“保尔森效应”——强劲升值。而他对中国的精通与熟知，也让媒体颇为佩服。与其高大魁梧的外表不同，保尔森给中国媒体留下的印象是“温和、积极、有独到见解”。记者在发布会现场也感受到保尔森对于媒体的态度非常耐心，听不清楚时还会侧过身去，客气地请记者再问一次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就了中美两大经济体能就一些重大问题互相接触对方，并且能在一些对于两国、甚至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都十分困难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保尔森在发布会上认为，这就是在他在总结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所能向外界做出的评价。而美国能源和商务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利文(Daniel S.Sullivan)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是为了寻求直接的药方，它只是让我们换上对方的鞋子，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看对方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美中之间在对话框架下加深了接触，而且在美国看来，对话覆盖了相当广泛议题，获得了认同。”他向记者表示，美国现任政府和奥巴马未来政府班子正在一切领域进行严密的交接配合，其中便包括向奥巴马交接政府介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性和延续的必要。

　　“两国间各个层面上的紧密联系将给中美关系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一次对话中，我们再次证明了对话是一条通向成功的通途。对话不仅能深化两国关系，而且也能让两国人民和全球经济受益，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对话，并保持对话。”保尔森说。

　　对于今后对话的走向和趋势，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往来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在未来无疑会遇到挑战，但是基于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培育起来的互相尊重、信任和坦诚，“我毫不怀疑我们能够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危机中谢幕的“关键先生”

　　毫无疑问，让保尔森最吸引世人关注的无疑是时下的金融危机。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曝光，无论是为了尽快让7000亿救援计划通过，保尔森单膝跪在众议院女议长南希·佩洛西面前，求其支持的花边新闻，还是他最近的名言“看到资本市场如此脆弱，我不禁会扪心自问，我们的市场是怎样落魄到如此境地的”。作为救市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保尔森在媒体、金融机构和国会间往来逡巡。

　　在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经济的热点从纽约的大财团身上转移到了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的身上。美国国民寄希望这名“关键先生”能带领他的团队挽救摇摇欲坠的华尔街，但保尔森早有心理准备：“有谁在担任完这一职务后还能获得更好的口碑呢？”

　　他在自己担任财长的最后一个月内，不断更新自己的言论，他说，“投资者一直在寻求收益，低估了风险，以致在长时间形成了信贷泡沫……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危机出现的几年前，通货膨胀率低，加上贸易与资金流动蓬勃，中国和石油出口国等新兴市场的巨额储蓄，对全球投资收益形成下行压力。一些欧洲银行倾向投资于东欧；西班牙和英国更喜欢美国房地产投资，这也形成了最大的泡沫；至于日本，银行则继续投资于股票。”他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只是出在金融体系。要避免未来再次出现危机，全球需要在宏观经济方面进行合作，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

　　新的奥巴马政府即将宣誓，现年47岁的盖纳(Timothy Geithner)也将出任财政部长，他少年时期随父亲在中国居住,曾学习过汉语和日语,大学时专业为政府与亚洲研究，被誉为另一位“中国通”。对于即将谢幕的保尔森，他有何需要借鉴之处？正如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Roy Stapleton)所说：“当经济和金融危机在今年全面席卷美国的时候，美国经济和金融当局的官员，不仅仅是在保尔森这个级别，而且在其下的各个级别，都和他们在中国的对等官员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关系。所以，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很快地认识到中国由于持有大量美元债券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由于沟通渠道的畅通，保尔森采取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及时通报给中国。”(记者 侯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