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实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不成功道路，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既承认金融全球化的必要性，同时尊重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的多样化需要，明确人民币汇率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有管理的官方调整，并在此条件下逐步放松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顺利崛起。

　　冷静地思考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与目标，确立切实可行的战略，无疑是当前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政策研究，值得深入讨论。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个定义

　　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目前缺乏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严格定义。有人把扩大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货币范围视为国际化；有人把人民币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视为国际化；还有人把2020年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视为国际化，这些看法和观点存在泛泛而谈的现象。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最迫切需要的是，认真界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正确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方向，进而确立我国的金融国际化战略。

　　如果以美元为蓝本，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包括以下目标：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外汇储备资产；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成为国际外汇市场自由交易货币，每天由国际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圆和其他主要货币的交易价格来决定人民币汇率；人民币自由兑换，取消外汇管制。此外，中国经济必须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有足够的经济增长实力，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中国还必须有亨廷顿先生所描述的美元帝国那样，能够垄断或控制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的金融寡头。

　　很显然，上述目标并不是我国在短期内能达到的，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环境决定了人民币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国际化过程。人民币汇率由国际外汇市场决定，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汇率控制和调整将会失控。人民币成为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标的，除增加外汇投机的交易量外，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这也是日本、新加坡在经济起飞时限制日元和新元国际化的原因。因此，现阶段提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主要是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使用范围，逐步减少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结算货币使用。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协定，逐步扩大人民币与其他主要国家货币的国际结算范围，逐步“去美元化”，应是比较可行的国际货币战略。

　　取代美元形成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否成熟

　　虽然现在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但是美元是否就此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次要的，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呢？显然不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体系，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逐步取代了英国，才建立起来的。而要改变这一点，很显然必须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是主导性的世界经济强国，其地位被其他国家取代或和多国地位均等。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才能改变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以超主权地位的国际货币(SDR)取代美元，最典型的例子是差不多已运行了十年的欧元。但欧元在协调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在SDR框架下，各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经济体不一样，要求货币统一，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操作仍有很大的技术障碍。超主权货币的定价和定值，也是个复杂性问题，在理论值上如何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加权综合，合理准确地确定SDR的稳定值，客观上也是很复杂的技术性问题，难以解决。此外，超主权货币缺乏货币“锚”，就是币值基础。SDR作为一揽子货币，就等于要有一揽子“锚”，这是很困难的技术问题。

　　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成功的唯一道路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遵循华盛顿共识，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实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 90年代后期东亚国家走过的金融全球化道路：货币升值——国际游资大量涌入——资产价格上涨的泡沫经济——金融危机。另一种是根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发展趋势，在探讨IMF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建立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货币新秩序，既承认金融全球化的必要性，同时也尊重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的多样化需要，不选择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发展路径，明确人民币汇率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有管理的官方调整，并在此条件下逐步放松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避免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出现人民币博弈性升值。坚持后一种改革路径，并不是不想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化，而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道路已证明那是不成功的，而积极稳妥地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至少目前还没有被证明是失败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独立自主地根据市场需求状况调整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稳定与顺利崛起有下面几点好处：一是自主地、有序地、逐步地调整人民币汇率，可以提高人民币升值因素对贸易影响的预期，防止因贸易收支的大起大落引发金融危机。二是采用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方式，可以减少外汇管理制度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就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管制两方面同步实行自由化的政策，因此，在汇率和国际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不能将两者同时都放。三是采用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可以直接隔离国际货币市场汇率急剧变化对国内银行、股市和保险资产的影响，有效防止国际资本与境内人民币转换对汇率的预期和冲击，维护境内金融资产的稳定。从目前的实情看，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能力还不高，管理国际性货币资产的能力有限，如若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的进程过快，将会引发国内金融机构优质资产流失，如外资金融机构挖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黄金客户等。四是采用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可以在中国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为人民币成为“硬通货”赢得时间和空间。据美国和世界银行的估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值相当于12万亿美元，已经接近美国的GDP总值。不管这种估算是否准确，但中国的产出能力和价廉物美的产品供应，是中国经济崛起和人民币能成为“硬通货”的基础。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过于频繁波动，会导致财富流失和失去人民币成为“硬通货”的机会。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亚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人均国民收入比例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就反映了货币贬值对经济崛起的影响。从长远看，坚持人民币汇率的官方调整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平稳，即使在升值的调整周期中，也能维护其坚挺的特征，无疑是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崛起的重要因素。 (聂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