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嘉宾：

　　金兴明：全国人大代表 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

　　沈志刚：全国人大代表 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

　　沈 雯：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

　　“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温家宝昨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深层次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是决定 “结构调整之年”成败的关键环节，也成为两会中代表委员关注的一大焦点。

　　记者：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全国总工会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

　　沈志刚代表：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分给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太多，分给老百姓的份额较少，大家普遍觉得付出和收获有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资金更多用于发展经济和集中建设方面，而不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致使居民消费能力偏低。

　　沈雯委员：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失衡，是老百姓财富水平低的主要原因。由于国企依靠垄断地位获得大量利润，过去30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经济成果并没有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部门之间公平分享。而政府保持较高的税率，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多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均显著快于居民收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金兴明代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惠及民生，这是相辅相成的。应当改变目前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比重过低、增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现象。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调结构、促转型的过程中，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首先就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尤其是农民、低收入群体，否则很难拉动内需。我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出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其实是对农村未来消费的提前激发。通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累积了一定的财富总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机已经成熟。

　　记者：要进行深层次收入分配调整，突破点在哪里？

　　金兴明代表：要解决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应该做好 “三个调节”。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总量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例，使得劳动收入增速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其次，在一次收入分配格局中，要提高工资性收入和知识、创新收益在一次分配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第三，二次分配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时，公共财政应更多投向公共福利、公共事业，使广大老百姓在公共福利的享用上实现均等化。

　　沈志刚代表：收入分配调整中，要关注城乡居民存在的收入“剪刀差”现象；关注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严格规范国企、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并完善监管办法。而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就是最底层居民的收入保障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他们人数众多，但收入待遇太低。现有的社保制度又不够完善，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缺乏保障，这与他们对城市的实际贡献不相适应。

　　政府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更多功夫。只有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推进税收改革，让农民工自由流动，给予所有人公平的就业机会，平等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中国才能够完成收入分配的深层次调整。

　　记者：大家都提到了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那么，政府在财税政策上如何进行有效突破呢？

　　沈志刚代表：政府应尽快启动财政政策改革，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在个人所得税政策上，不应“一刀切”。现有的个税政策没有考虑家庭的实际负担情况，对交税后纳税人经济情况的变化，如教育支出、重大疾病、突发变故等导致家庭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都没有考虑进去。

　　要缩小收入差距，应尽快建立社会保障的个人所得税退税制度。以往我们的退税主要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它更重要的是担负起社会保障的功能。退税制度符合公平原则，即多得多交税同时也能多退税；也使公民切身体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以考虑先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试点，逐步实施。

　　沈雯委员：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政府积极减税，实施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的税收负担，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

　　【场外连线】

　　每年加工资，是意外惊喜

　　黄宪祖 南京东路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我们流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们见证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但这万家灯火却离我们很远。”在上海餐饮业干了近20年的一位农民工曾向我发出了这样酸楚的喟叹。从事工会工作已有多年，在对一些企业的走访中，我了解到一些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提高工资收入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这些农民工干的活大多是脏、累、重活，但收入却很低，许多人的月收入几乎就是城市最低工资的代名词。虽然，这几年一直在推进工资增长，但事实上他们的工资增长率非常有限。

　　为了节省开支，农民工往往“群租”，除去衣食住行的必要开支，每月收入所剩无几。另外，农民工的综合保险的参保率仍然偏低，原因之一就是保障水平低，即使参保后农民工也不能像在职职工一样享受门诊医疗。

　　农民工迫切期待，工资收入能否再多一点，社会保障能否再完善一些。

　　(本报北京3月6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