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鞋、一张报纸、一间房

　　要说到上海人的第一件大事，无外乎能有一块安身立命之地，没有人能够比上海人更加体会到对房子的渴求。郑女士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上海，从小接受弄堂文化熏陶，同时也见证了上海家庭住房变迁的发展过程。

　　说起住房的改善，郑女士感慨万千，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家里住的房子是郑女士的父亲结婚时房管所分配的石库门房子，那个年代根本没觉得房屋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只求可以遮风避雨，而如今一平方米上万元的房子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房屋的功能也从简单的居住开始变成了高价资产，成了不少人的投资工具。

　　郑女士追忆到20多年前，跟公婆一起住在石库门房子里，一家三口住在只有7.4平方米的阁楼，由于地方小，床只能放在阁楼顶斜坡底下空档里。

　　“女儿稍大一点了，能在床上站起来了，好几次我没注意，她站起来就一头撞到阁楼顶上，我挺心疼的，但也实在没办法。”郑女士说，在阁楼里苦了3年多，直到1991年丈夫单位里分配房子，尽管面积只有15.8平方米，但总算真正有了自己“独立的家”。

　　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原先只有居住需求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本来还觉得挺大的房子一下子也变得局促多了，招待客人也不方便。郑女士一家也终于在1997年初分配到了一套80多平方米二室二厅的房子，告别了吃饭、睡觉、待客都在一间屋子的尴尬。

　　上海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刘海生2月份在　“2009上海民生访谈”中透露：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从4平方米提高到16.9平方米，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观念与时俱进

　　小傅是一名金融专业的大四学生，父亲在银行供职。同为“金融人”的父子二人对于中国百姓理财投资的发展颇有一番见地。

　　年过半百的傅先生是1977年被分配到银行工作的，在银行一干就是32年。傅先生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月工资只有17元，一半上交父母，一半则作为生活开支，毫无积蓄可言。即使后来稍有结余，也用于结婚，装修房子了。

　　由于当时银行利率比较高，加上大部分老百姓还没有理财意识，通常就是存银行了事，虽然傅先生本身就是金融工作者，但也从未考虑过理财，也基本上是一有余钱就存银行。况且二三十年前除了认购证和国债，几乎没什么理财产品。

　　傅先生将这些总结为：对于理财，以前的普通百姓没能力、没意识，也没有渠道。

　　相比之下，傅先生的儿子小傅虽然大学尚未毕业，却已经是比较专业的投资者了。“父亲在银行就职，难免受到影响，我对金融方面比较关注，也较早开始涉足基金和股市。”小傅说，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在银行实习，萌生了投资的概念，但是股市风险大，所以先从基金着手，1个月下来也小盈利了700多元，以当时的总体行情来看，业绩尚可。

　　“在我们这代，大学生炒股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而且近几年来理财产品、衍生品大量涌现，甚至已经泛滥了。今后也许高中生，初中生也会参与投资。”小傅说。

　　谁又能想到，在19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锣声敲响的时候，19年后的今天A股就已经能够和欧美发展近百年的资本市场相提并论呢？

　　“三大件”更新换代，居民生活年年升级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生活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物资匮乏，极不方便。”

　　稍微有点年纪的中年人都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曾经流行的“三大件”。一开始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新换代成了“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而到了21世纪，人们消费的重点转移到了“房子、车子、教育”三大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60年来中国经济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长期跟踪、分析、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运行的无锡市统计局8月份发布的今年上半年长三角经济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长三角16城市2009年上半年GDP平均增速达到9.2%，依然比全国高出2.1个百分点。

　　上海的胡阿姨说，以往大部分人家都是自己动手做家具、扎棕绷床，家里摆设也相对简单得多，一个饭桌、几个柜子就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当初我们那条弄堂里有户人家条件还不错，有缝纫机，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那人挺有意思的，刚买手表那会儿连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带着手表，怕人家不知道呢，后来估计是舍不得带了，我们就没再见过那块手表。”胡阿姨追忆说。

　　而上海的人均GDP也在2008年达到10529美元，成为我国首个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的省级地区。

　　“现在大家羡慕的对象变成了有大房有好车一族，也许过个几年，人人都有房有车了，又该有更高的追求了。”胡阿姨说。

　　不过那时候弄堂里经常响起的“修棕绷”的吆喝声、弄堂口供应热水的老虎灶，却一直让胡阿姨十分怀念。(王涛、王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