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是“机制”不是“数量”

2010年06月25日 08:23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在总量上，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现实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宜人为地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于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少数人超经济占有和挥霍性消费的必然结果。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改革分配关系来转变。

　　正当举国上下讨论如何解决分配不公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一个收入倍增计划，具体措施是提高最低工资，降低企业和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个议题很有吸引力和迷惑力，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上，把当前的分配问题归结为工资率和积累率问题。在我看来，这样的观察角度是颠倒了分配问题的因果关系，转移改革的主攻方向。我们的主攻方向是改革收入分配机制，理顺分配关系？还是直接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治本还是治标？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战略问题。

　　在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关系中，主体分配方式不符合法律上确定的产权关系，不符合等价交换、按要素分配原则。问题的要害是人们的投入与产出不对称，是人们的收入结构与投入结构的差距过大，而不是总量占GDP的高低问题。即使财政收入占比有所偏大，也不是主要原因，其要害是预算结构不合理，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严重不足。

　　有人主张直接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主要理由是，我国的工资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低。其实，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不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合理比重也是不可能相同的，不能如此简单地横比，要有历史感，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时空定位，实事求是地分析收入比重的成因。

　　国民收入由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V和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两部分构成。V和M哪一个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因此，剩余价值率M／V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唯一指标。所谓现代化就是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剩余价值率整体上超过100%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剩余价值率还低于100%，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在整体上还没有完成，小生产方式还占主体地位，至多还处于所谓小康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剩余价值率超过了100%，工资V占GDP的比重低于利税M，说明这个国家现代生产方式已经成为GDP的主要生产方式，但中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市场经济还处于私人资本主义阶段。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比重日益增加，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他们的收入，剩余价值率就不再是剥削率的代名词，剩余价值率越来越高，剥削率却越来越低。一旦中产阶级居于社会结构的主体地位，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利税，市场经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新阶级，他们凭借人力资本，基本上获得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V＋M　，既没有占有别人的劳动，也没有被别人占有劳动。因此，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天然载体，随着这个队伍的壮大，剥削率不断降低，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新阶级的成长壮大，不是政府政策人为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企图通过分配格局的改变创造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是拔苗助长，陷入了分配决定论。居民的收入倍增，中产阶级占社会结构的主体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是改革或规划问题。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两回事情。

　　规模宏大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还远远没有完成，正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上。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多数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商品，货币也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和权力资本的收入还大于人力资本的收入。工业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越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众多流动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还被当作消费品在耗费，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这恰恰是现代化水平正在提高、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标志。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其水平的高低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使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工资绝对额逐步提高的同时，相对额下降，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条件下，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弄不好会成为资方压低工资的借口。我国目前的实际工资大大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超经济剥削、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不能改变人身依附关系，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人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当前的所谓就业问题，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农民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转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阻碍，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扭曲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提高过快，必然提高国民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在工业过于分散、服务业发展半径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大规模地用机器代替工人，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富士康和广州本田等企业，在经历了“连环跳”和罢工事件之后，都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地方政府也在争先恐后地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有的人就宣称，中国的低工资时代结束了，似乎从此进入了高工资时代。我认为，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只要民工潮还存在一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就没有结束，工资整体上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时代就不可能结束。工资水平的高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而是由市场发育水平决定的。从发展看运行，既没有所谓低工资时代，也不可能有所谓高工资时代。在整体上，人们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条件下，比较工资的高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更高，单位产品的工资含量可能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和地区还要低得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比重早就超过了30%以上，所谓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在他们的所谓工资中已经包含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发达国家的剥削率与剩余价值率已经分离为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60%甚至70%以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劳动生产率比我国低的国家，其剩余价值率、剥削率也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国高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我国低。我国贵州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上海，不是收入分配比上海合理，而是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上海的客观反映。

　　在总量上，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现实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宜人为地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于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少数人超经济占有和挥霍性消费的必然结果。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改革分配关系来转变，人为地提高最低工资和居民收入总量，降低积累率，必然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进程。

　　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群体在中国，足以说明分配的问题不在收入的总量而在收入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消费不足是不合理的收入结构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由不合理的分配机制造成的。所以，收入倍增计划大有哗众取宠之嫌，老老实实改革收入分配关系，才是当务之急。在理顺了分配关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也一定会逐步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将逐渐超过所谓利税，居民的收入倍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计划出来的。

　　当然，税收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对居民收入的总量是有影响的。但是，在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税率的高低，而是预算的结构是否合理。按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结构，即使税收占GDP的比重接近于零，80%的居民的收入也不可能倍增。

　　总而言之，当务之急不是把可分配的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现有的蛋糕。只有把蛋糕分配得更合理、更公平，蛋糕才能做得更大。(刘福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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