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还是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甚至有干部认为，现在收入问题只是在企业内部与资方有些矛盾，很难形成大规模事件。一些地方把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在提高劳动者报酬上积极性不高，各地都有“比低”而不是“攀高”的心理。一些干部甚至说，控制力量在自己手中，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基层干部称国人心理承受能力强，收入差距大出不了大乱子，被称作是“没什么大不了论”，也就是说，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对当下社会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之所以不是一个问题，就在于基层干部认为我国公众心理承受力强。

　　用收入差距考量公众心理承受力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其中的悖谬明显可见，但是，能成为不少干部的认识，就值得引起重视。

　　用收入差距考量公众心理承受力是认识的偏差和对社会不公的有意识遮蔽。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群体贫富分化日益明显，阶层差距日益加大，社会分层的加速和贫富悬殊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增加。有数据显示，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对此，一般的认识是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并且很容易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是对社会公正的极大伤害。加之，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不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隐藏其后的本质就是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

　　用收入差距考量公众心理承受力，在笔者看来，还有政绩的诱因。尽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但是，对贫富差距解决的好坏乃至重视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基层干部的政绩符号，相反，那些招商引资工作是官员政绩的重要筹码，由此，就出现了“没什么大不了论”。

　　“没什么大不了论”是对社会心理失衡的熟视无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急剧推进，利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但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底层社会正在形成。

　　必须看到，在“没什么大不了论”之下，有不少个体正在把自己的弱势地位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具有强烈的社会分配不公正、不公平感以及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感，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全社会的代表，自然会成为社会弱者的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以及对立情绪、逆反心理和群体意识的发泄对象。转型时期少数人的非法暴富、某些官员的灰色收入等问题，也会使部分群众发生误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任由“没什么大不了论”蔓延，就意味着社会将失去公正，这必然造成社会心理失衡。

　　学者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因此，用收入差距考量公众心理承受力，在笔者看来就是社会的陷阱，而要直面这个陷阱还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

　　或许，只有到了解决收入差距也能成为官员的政绩符号的时候，所谓“没什么大不了论”才能消失，才能跳出“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怪圈。（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