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因素”风靡世界市场之时，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却近乎全面崩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近日直言,“中国当前面临一大问题就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并指出了破解这一困局的三大途径: 整合国内市场；有效利用反垄断法及WTO规则；利用中国大市场地位,采取多种金融手段,通过在国内建立期货市场等增强对价格的影响力。

　　国际贸易定价权关乎国家经济全局，并左右国内相关产业发展，不掌握国际贸易定价权就会在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中处处受制于人，譬如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我国65%的铁矿石进口市场占比却没有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卖方的垄断价格。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大国，通过整合国内市场、有效利用反垄断法及WTO规则以及利用中国大市场地位,采取多种金融手段增强对价格的影响力，然后在此基础上谋求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毋庸置疑。

　　中国当下谋求国际贸易定价权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将缺失的铁矿石，石油、铜、粮食等大宗商品定价权取回来，并进而在其他国际交易产品上获得与我们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交易定价话语权。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却并非坦途。一方面，不论是整合国内市场，还是建设规范的期货市场都是要着眼长远、审慎布局，并形成政策合力，绝不是一夕之功；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对原料进口或产品出口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产业去“产业政策化”，尽量避免此类产业政策出台上的短视行为，防止“中国因素”造成中国定价权“自伤”。

　　整合国内市场、建设规范的期货市场等金融市场手段，从长远看都是中肯的谋求国际贸易定价权的治本措施，立即付诸实施启动相关公司整合、行业整合、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是必须的决断，可毕竟不能竟一日之功。中国当下为赢得主动权谋求国际贸易定价话语权重点还是要落脚于“去产业政策化”，特别是对我国原料不足严重依赖进口的行业更要立即去“振兴产业政策化”，这其中主要指国家在一定时期为了特定调控目标临时实施的“产业振兴政策”，比如汽车产业政策、房地产业振兴政策、钢铁业振兴政策等，而不包括以节能减排为目标的相关政策，后者要从严长期实施，不在政策检讨之列。

　　以中国振兴钢铁业和汽车业政策为例，这些产业振兴政策的实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于提振中国经济无疑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但也客观上给国外造成了中国有大量需求的假象，导致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的逻辑怪圈，这种所谓的刚性需求使中国国际贸易定价权进一步丧失。如果说这些在危机时期还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在后危机时代，恪于这两个行业在中国发展自身的局限性：钢铁产能过剩、汽车增多导致城市拥堵愈发严重、与之相关的大宗商品石油和铁矿石严重依赖进口、过剩产能国内消化成本高，前述振兴钢铁业和汽车业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已对我们谋求国际贸易定价权造成困难。

　　获取国际贸易定价权需要一个相对平衡的需求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在中国鼓励石油、铜、钢铁等大宗商品市场需求的个别振兴政策没有退出前，在有国际资本或国际炒家参与商业运作下，大宗商品在博弈中的对赌定价、垄断定价会成为交易惯例，而本就不甚熟悉国际规则的中国商事主体将更难从一般商业谈判中求得对自己有利的定价权。因此就现实而言，中国要获取国际贸易定价权，没有国家长期政策的配合是不可能的，与其扬汤止沸，倒不如通过法律政策釜底抽薪，对原料进口或产品出口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产业坚决去“产业政策短期化”，慎提“大力发展”进口或出口两头中的一头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行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配合利用反垄断法、WTO规则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手段，中国谋求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努力才能事半功倍。（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