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制造和出口大国向产业和资本强国迈进，是未来一段时期整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为此，必须正视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资源供应瓶颈，并找到可行的对策，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否则，假如没有足够强的产业控制能力，即使制造能力再强，也很难跻身一流经济强国之列。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在第二届中国国际商务发展论坛上坦陈，中国企业在铁矿石、石油、铜、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特别是各自为战的中国钢铁企业，虽然占据了全世界65%的铁矿石进口量，但始终无法突破力拓等三大铁矿石企业的定价壁垒。

　　其实，这话还算留有余地。众所周知，在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上，中国从未握有主导权。以石油定价机制来说，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基本上是看客。目前国际石油的定价载体是三大期货市场和五大现货市场。国际市场石油交易大多以各主要地区的基准油为定价参考，以基准油在交货或提单日前后某一段时间内现货市场或期货市场价格加上升贴水作为原油贸易的最终结算价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纽约商业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原油价格和伦敦商品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两者被视为全球石油市场两个最重要的定价基准。过去，油价走势主要取决于基本供求关系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石油定价权主要掌握在欧佩克手中，自从纽约、伦敦两大期货交易所成立之后，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石油定价中逐渐扮演主要角色，油价定价权渐转移到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一些金融机构和英美石油公司掌控了国际油价的定价权。特别是影响力极大的投资银行，通过期货这一合法但监管漏洞很大的金融工具，利用他们对相关信息的垄断与话语权的操纵，诱使石油价格按照它们预期的目标变动。而在上述定价机制形成过程中，中国企业基本被排除在外。

　　至于在铁矿石市场定价权方面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中国钢铁企业，尽管一再声言要博得定价权，但始终难以撼动三大铁矿石的蛮横地位。其中原因，除了既有铁矿石贸易秩序的惯性作用之外，也与中国企业对国际商业规则知之不深、部分企业内耗严重密切相关。并非铁板一块的中国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极易出现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整个行业的现象。以至于上游企业稍微施展谈判之外的手腕，就能轻易拿到极为重要的商业信息，进而使中国钢铁企业全行业利益受损。

　　中国企业在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初级商品定价权上的缺失，在折射出中国依然处于不平等国际分工地位的同时，也对中国产业控制力亮起了红灯。

　　近年来，随着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加，不少西方人把“世界工厂”的高帽戴在了中国的头上。但是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产业控制权的争夺的今天，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更多反映的只是全球的产业转移，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实际获益并不大。况且随着成本的显著上升，中国原来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渐渐失去优势。如果相关产业不能及时升级，不仅难以保全在既有价值链上的利益，还有可能被越南、菲律宾等价值洼地国家拿走一部分订单。因此，面对发达国家的挤压与后起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国亟须提高产业控制力。因为假如没有足够强的产业控制能力，即使制造能力再强，也很难跻身一流经济强国之列。

　　当然，中国从制造和出口大国向产业和资本强国迈进，是未来一段时期整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但是中国必须正视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资源供应瓶颈，并找到可行的对策，否则目前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有可能因为上述原因而脱节直至出轨。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左右，即便如此，中国已是诸多初级产品的最大消费国，对外资源依赖程度显著上升。假如若干年后中国的经济规模比肩美国，对世界资源的依赖程度将更加严重。届时中国未必具备美国那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一旦被资源供应国掐住脖子，经济发展恐难持续。

　　尽人皆知，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是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在规模上快速赶超发达经济体的两大依靠，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遂使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吞噬着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础性资源。这些高能耗产业的增长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主要能源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不啻于饮鸩止渴。前一阶段，美国紧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就是看到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代工格局下高度依赖汇率稳定的弱点，来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而上游企业和国际投资银行近年来也是吃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大宗初级商品的高度依赖，进而通过控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来遏制中国经济竞争力。

　　中国企业要想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博得定价主导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这别无选择，在“资源为王”时代，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高水准博弈，也要打进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更要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章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