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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南大旱到南方水灾，几千万人受影响，但在这场灾难中，“天”到底该承担多少责任，“人”又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天不下雨必然干旱吗？暴雨又必然成灾吗？记得90年代，我在美国学习时曾去过内华达州。那里几乎一年难得有一场雨，但并没有旱灾出现，而且它还是美国的高质量土豆生产基地。导游介绍，这里的农民还怕下雨，因为当地农作物，灌溉都有固定的时间和水量，下雨反而打乱了他们科学种田的计划。政府在这里修建了完整的灌溉体系，利用雪山上的雪水进行浇灌，即使连续多少年不下雨，也不会出现旱灾。灌溉体系的建成，使人们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姿态。

　　西南地区有那么多大江大河，水资源并不缺乏。旱灾的原因并不是天不下雨，而是水利工程建设的缺乏。这里有两个例证：一是同样不下雨，但西南各大城市里并不缺水，甚至还存在用水颇多的洗车业，受干旱之苦的是边远地区和农村。同在一个蓝天下，同样天不下雨，旱与不旱完全不一样，这不就在于城市有完善的供水体系，而农村缺乏基本的水利建设吗？二是受旱地区采取了打水井等应急措施，不也是立竿见影了吗？如果早这样做，还有如此大旱吗？

　　应该说，改革30年来，GDP的增长的确迅速，许多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西南的许多城市。但我们也有许多失误，其中之一就是农村水利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水利设施失修随处可见。如果降雨量充分，水利失修的后果还看不清楚，但一旦老天爷不帮忙，死也不肯下雨或暴雨连连，其后果就突出了，这次西南大旱和随后的水灾，正是大自然对水利设施失修的报复。

　　一谈到水利设施失修，政府官员肯定会诉苦，缺钱是最大的说辞。这三十年间，GDP平均年增长在10%左右，财政收入增加是GDP的三倍，只要看看各地盖起的高楼大厦，处处可见的形象工程，街上奔跑的各色高档公务用车，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中国官员考察团，就可以知道，政府并不缺钱。看来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如何用钱的问题。

　　我们先不用说每年有几千亿的钱用于公务消费支出了，我不愿意说它不是因为它支出合理，而是多少年了，公务消费支出不见逆减，只见递增，这是一个制度性顽疾，说了也解决不了，不如不说还不心烦。就是用于建设的钱，我认为也有两个重大偏差。

　　一是一切投资以增加GDP为目的。投资于工业和制造业，增加GDP最见效，尤其是在短期内。投资于农业对增加GDP效果并不显著，而投资于水利设施增加GDP的效用短期内根本看不出来。官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在这么短的任期内要让GDP增长多少，当然投资手工业和制造业最见效。为什么要投资于水利建设这样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长期项目？“唯GDP论”真是害死人。但现在，只有GDP是衡量官员业绩的唯一指标，是官员提升的基本依据，不管如何批判，“唯GDP论”也是闻着臭而吃着香，总要成为官员的行为指南。

　　二是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而农村则成为被投资遗忘的角落。城市投资改善了条件，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与内资来投资，又树立了官员自己的形象。有谁去偏僻的农村投资，没人看得见，岂不是“浪费”投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农村经济投资长期不足，更不用说水利建设这种要长期才能见效的投资。不仅没有新投资，连维持性投资也没有了。已有的水库，水利设施损坏严重，等到天灾时当然没法发挥作用了。

　　为什么这种投资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这就在于我们的投资或者说资金的使用方法是个别一把手拍脑袋决定的。政府支出不受民选代表的约束，不少地方甚至把财政支出项目作为机密来保护。代表和人民不知道财政的钱是如何用的，怎么能谈到监督！连事后的监督都做不到，何谈事前的决策。当人民的钱如何使用，人民做不了主时，人民的钱就难以用在人民身上。美国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把“为别人花别人的钱”作为效率最低的花钱方式。他把政府花税收的钱作为这种花钱方式的典型，其间原因就是人民的钱由政府做主。但这种花钱方式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要使政府的钱花的有效率，就要有人民参与花钱的决策，而且由人民实行监督。

　　我们曾经有过不好的习惯，自己犯了错误让老天爷顶罪，最明显的莫过于把1959〜1961年的灾难归咎于天灾，而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从这次灾难中找到了人祸的原因，还会有以后“文革”浩劫吗？

　　所以，我们找出西南大旱和随后水灾的人祸也是为了纠正错误，从小处说是在灾后要把水利建设欠的债补上，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从大处说是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老天爷做替罪羊，老天爷不会喊冤，但掩盖了人的错误却会使错误一错再错。 (清华大学EMBA教授 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