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救助机制方案2日出炉。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约1100亿欧元援助资金，同时要求希腊实行严厉的社会经济改革。

　　各方经过近半年的艰难博弈，希腊救援方案终于临盆。新方案除了暂时解救希腊于困局外，其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就是开创了欧元区危机救援的先例，催生了欧元区内财政相互约束的机制，勾画了对危机受援国实行财税改革的蓝本。

　　新方案开创了欧元区债务危机处理以及区内危机国接受救助的先例。自希腊危机爆发以来，希腊融资风险溢价不断攀升，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几近枯竭。希腊受援意味着，当区内一国被资本市场拒之门外时，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临时接盘，帮助受援国暂时远离资本市场，赢得重建信用的时间。

　　当前，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诸国面临着与希腊类似的问题。上周，标准普尔相继下调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欧洲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希腊救援方案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抚市场的躁动。但是，新方案也可能触发破窗效应，降低财务健康度较低国家的自我约束，增加区域整体系统风险。

　　新方案推进了欧元区财政一体化，催生了欧元区内财政制约的初步机制。一直以来，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财政机制。希腊救援方案首次显示了欧元区成员国难以避免的“财政连坐”，同时受援国的财政改革将被置于共同监督之下。各方财政联系的加强，无疑将区域财政一体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方案将使希腊的高福利政策短期内难以为继。伴随着救助方案的实施，希腊政府将启动税收、薪酬、养老等一系列财税福利制度改革。这将为未来的债务偿付提供现金流保障，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对于同样高福利体制的南欧诸国，无论债务状况是否恶化，都将面临进行类似改革的压力。

　　实际上，希腊所面临的改革压力，作为希腊主要救援者的德国同样有过。十几年前，德国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高企、企业外迁、收支失衡造成巨大财政压力。这与当前希腊病症如出一辙，长久以来奉行的高福利体制被认为是“祸首”。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1998年上台不久制定了“2010年议程”，其改革涵盖了税收、薪酬、失业、养老等各个方面。十年改革初显成效，德国从“欧洲病人”摇身变成援助提供者。然而，改革总是伴随者阵痛，施罗德个人付出的代价，就是在2005年的大选后黯然下台。

　　希腊财税福利制度改革也将在压力下艰难启动，而暂时置于救助保护之下的希腊，能否在两到三年内改革成功，重新赢回资本的信任，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如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所说，这需要“巨大的牺牲”。但至少，希腊已经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记者郇公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