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公开的状态下,谁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什么以及究竟是哪一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最大,因此,“暗箱操作”下的集体阻扰,就和“暗箱操作”下的“集体决策”一样,看似大家都有责任,其实是大家都没责任,最后问题很容易被笼统地归咎于各种利益博弈这样的“中性表述”。
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收入新政”)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再次上报国务院。据悉,这份文件发端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却始终未能与公众见面。对此,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3月21日 《羊城晚报》)
在国家领导人多次表达“要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决心的大背景下,六年磨一剑的“收入新政”,竟然只是举行过6次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会,可见既得利益群体对政策的影响程度之深。而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它比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更与民众息息相关,普通民众作为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却对“收入新政”的内容、改革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改革的方法步骤等,始终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高度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乎我国发展命运,至于说普通公众,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是翘首企盼。“收入新政”仍然难产,不仅仅是因为有各种错综复杂利益的博弈,关键更在于,这种博弈处于一种非公开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利益的逐步分化,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但只要这些利益群体能够在公开的平台上得到充分的博弈,即便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也能够被理顺,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否则,如果在不公开的状态下,谁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什么以及究竟是哪一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最大,因此,“暗箱操作”下的集体阻扰,就和“暗箱操作”下的“集体决策”一样,看似大家都有责任,其实是大家都没责任,最后问题很容易被笼统地归咎于各种利益博弈这样的“中性表述”。看看我们有多少尴尬甚至流产的公共政策,比如说绿色GDP核算、公车改革等等,不都是由于政策的出台处于不公开的博弈状态,才导致既得利益群体阻挠的伎俩屡试不爽。
回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公开博弈的最大危害是可能导致改革的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终的政策指向是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而这就涉及普通劳动者要从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中分一杯羹。如果不公开博弈,改革“受益者”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上没有任何话语权,而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却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
可能“制定者”会说,最终方案肯定会向全民公开并听取意见的。可是,“制订一个方案让公众讨论”与“让公众讨论形成某种方案”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结果。给出一个确定的方案让公众讨论,那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做的方案,方案已经包含着某种明确的利益意图和利益取向,这时留给公众讨论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一切只能按照方案进行小的修补,如此“民主决策”,留给公众的博弈空间就非常小。而如果“让公众讨论形成某种方案”,在制订方案的阶段就让公众介入讨论,民意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方案也才不会被某个利益集团所绑架。
因此,收入分配改革进展到这一步,当务之急是再也不能走不公开博弈老路———这种情况下出台的改革方案,即便千呼万唤始出来,恐怕也是一个过于原则从而无法操作的方案,聊以满足公众改革的心愿,却难以实现改革的目的———这是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一直难产的原因所在,也是制定一项好的公共政策的大忌。(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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