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预示着人口优势的丧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价农民工时代的终结正在向我们走来。这是市场的法则，是增长的危机，也是发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战，也是转型的机遇。“用工荒”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内生动力。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市场推力。“用工荒”对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坏事，而是一个上升拉力。

　　去年这时候，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国农民工约2500万人失业，而今年的此时此刻，在经济刺激计划还没有完全退出的背景下突然出现“用工荒”，且“缺工”现象逐渐从珠三角和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蔓延，如湖北、安徽和河南等，其势头已经超过前几年曾出现的“民工荒”。仅仅一年时间，便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失业和缺工的逆转。如何解释、评价和应对突然而至的“用工荒”？

　　在笔者看来，“用工荒”的出现固然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去年的大面积失业和今年的大规模“用工荒”，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或者说，“用工荒”的出现，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导致的。

　　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农民工看来，异地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在不断提高。尤其是2009年，抗击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措施的实施，一系列惠农举措和社保新政的出台等，都骤然提高了农民工外出异地打工的机会成本，客观上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负激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供给，即机会成本的增加使农民工对其现行市场价格低估，农民工的货币价值打了折扣，不利于用工供给。

　　“用工荒”是挑战更是机遇

　　“用工荒”大多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口较大的主要是普工，而且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多发生在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净利润大多只有3%到5%，“用工荒”将导致用工成本提高，本来十分微薄的利润将被“吃掉”相当一部分，对这些企业和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这预示着，人口优势的丧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价农民工时代的终结，正在向我们走来。如何看待“用工荒”？我认为，这是市场的法则，也是经济的进步；是增长的危机，也是发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战，也是转型的机遇。

　　第一，“用工荒”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内生动力。转变增长方式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共识，对金融危机和庞大外储的热议更使人们意识到其紧迫性。此时此刻出现的“用工荒”充分显示，增长方式转变不仅仅是政府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也是要素市场提出的一个发展要求，它逼使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用工成本上升的结果之一是迫使更多的企业眼睛向内看，这种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因是内生的，尽管过程是痛苦的，但客观上为合理减少贸易顺差做出了理性选择。这里虽无数据支撑，但可以肯定的是，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多地使来自用工成本低廉，而较少地是来自产品质量，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竞争力是难以持续的。用工成本的上升将会自动改变产品成本结构，而产品成本结构的改变将有利于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摆脱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路径依赖，有利于国际收支双顺差趋向于理性发展趋势。

　　第二，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市场推力。工业化是增长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既互为条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如果工业化速度较快，而城镇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城市病”，而“城市病”的牺牲品就是“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工。由城镇化与现代化不协调导致的城市病现象被描述为“拉美化”。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升将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的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社会融合，有助于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和克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失调，以促进城镇化的步伐跟上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促进由“国强民富”向“民富国强”转型。

　　第三，“用工荒”对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坏事，而是一个上升拉力。近期内，用工成本上涨显然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的门槛，对其造成的冲击较大。但长期内，长痛不如短痛，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动调整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拉动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型。此外，“用工荒”作为一个拉力，可以促使企业主转变观念，顺应潮流，服从市场，超越自我，迫使其从廉价成本型的产品竞争力向自主创新型企业竞争力转变，拉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利用“用工荒”加快产业创新

　　既然“用工荒”是市场自发力量和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那么，农民工这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群体就无疑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要素市场力量。对此，政府应采取市场的办法为其创造条件，做好服务和引导，而不应采取行政的措施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换言之，政府的定位应是做好服务和引导工作，应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法则，顺应市场发展，推动市场成长。

　　第一，近期内，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例如，在全国对用工市场实行价格跟踪监测制度和价格波动公开制度，在电视上打出公益性广告，如同道路电子牌，发出前方路况警示，以使行车人避开堵车路段，定期发布全国范围的普工工资水平指数，为农民工流动做出及时与合理的引导和服务。再如，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做好向内看的转型服务工作，提供从金融市场到信息市场的良好服务等。

　　第二，中期内，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加大社保新政出台力度。在所有劳动就业群体中，农民工是社保制度覆盖率最低的群体，参保率仅为17%左右，因此农民工群体也是其福利成本占比最低的群体(即裸工资)。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不应成为减少其福利成本的一个借口或替代，相反，要继续做好农民工的各项社保制度改革与完善工作，扩大制度覆盖面，尽快将福利成本纳入到用工成本之中，并将其提高到一个适当的程度，促使企业从廉价用工成本型向产品自主创新型转变，以逐渐适应廉价劳动时代的终结的到来。

　　第三，长期内，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超乎寻常。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大影响，中国人口优势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逐渐丧失。例如，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31.1%，仅次于发达国家的32.6%，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9%。认真评估和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做好人口变化预测、积极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仅仅是应对未来企业“用工荒”的一个措施，也是保持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条件。　(郑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