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两会”召开在即，多个省市传出“涨工资”的风声，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从2010年2月1日起省内各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涨幅超过12%。此外，北京市、重庆市、东莞市等也纷纷表示初步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经济参考报》1月26日)

　　专家认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意义在于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的人力资本增加了，生产成本就会增加，这就逼迫企业向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转型。上调还可以让劳动者得到实惠，可以增加国内消费能力，促进中国经济向内需增长型转变。

　　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实在太“理论”化了。因为有关部门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只不过是一个“指导线”，而发工资的主动权，依然还是在企业老板手里，企业不听有关部门的“指导”，有关部门一般也不会干预。换言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并不等于打工者可以真正拿到最低工资，专家所谓的“利好”，很多时候只能是算出来的“画饼”而已。

　　2006年，某省总工会对全省各类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经过对1021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42%的企业未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很少有用人单位因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而被处罚的。

　　社会调查结论如此，那么问问那些生产一线的打工者，国家提高最社会调查结论如此，那么问问那些生产一线的打工者，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恐怕相当多的人会很茫然。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调高，充其量只是在应聘谈条件时作为底线来参考——— 现在全市最低工资标准是xxx元，我的工资总不能比这还低吧，仅仅如此而已。但事实上，以打工者普遍的弱势来说，怕是会有相当一部分连这个底线也不敢争取。

　　即使最低工资标准如此“软弱”，如果遇上金融危机这样的关口，标准还会再打折扣——— 因为“企业经营困难”，该提高标准时政府不敢提了，该较真“指导”的也不敢较真了。如此式微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又怎么能对其“有感觉”呢？

　　前几年，“工资立法”问题曾一度被提及，热议者希望通过强制立法介入市场分配体系。在具体的做法上拟出两个初步成型的手段：一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通过行业协商提高职工待遇；二是在企业内部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制度，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

　　我们承认，以上述两个手段实现工资立法，当前的社会条件并不太具备。但是就其导向意义来说，却远胜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举措。因为立法要解决的，一是改变工资只由老板决定的传统，加大劳动者的协商话语权；二是改变“企业效益增长，员工工资不增长”的不合理状况。第一个改变，需要建立一个维护自身权益的劳动者组织作为制衡力量来完成；第二个改变，需要通过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控制来实现。如果说目前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因为我国经济实现了V型复苏，时机来临，那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同样的时机，认认真真推进上述“两个改变”的进程，让《工资法》尽早出台呢？（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