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的高增长，还不足以将整个国民经济带入过热区间，经济基本面有望重新回归“高增长、低通胀”的大格局。但中国经济也有快速向危机之前回归的趋势，尤其是外部输入的流动性规模明显增加。考虑到这一额外因素，政策收紧的节奏似应有所加快。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较大提升余地。

　　新兴市场在经历率先复苏之后，也正先于发达经济体遭遇高通胀的考验。日前越南和印度均宣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胀。12月越南的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6.52%。印度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已达到近11年来的最高点，最近几周的涨幅徘徊在20%左右的高位。对此，越南央行将会再次提高基准利率；而印度央行预计也将于2010年初展开升息之旅。

　　这两个邻国案例，显然对中国具有较为直接的启示意义。那么，中国会是下一个通胀率急升的国家吗？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但不能完全排除。

　　新兴国家的通胀，主要不是实体经济复苏的结果。越南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增长了5.8%，印度当前增长率在8%左右。尽管这两国经济增长已恢复到历史较快增长轨道上，但考虑到金融危机拉低了去年下半年的基数，很难说两国经济活动水平已达或超过潜在生产水平。因而，当前两国通胀率的高企，并不表示经济运行已处于过热区间。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比这两国都要高，但通胀率都要低。这一格局很可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这未来一段时间，是指不少于半年。笔者相信，中国经济基本面有望重新回归“高增长、低通胀”的大格局。中国正在经历的高增长，还不足以将整个国民经济带入过热区间。

　　与中国相仿，决定越、印两国通胀形势的因素是食品价格。受季风减弱等因素影响，近期越南的大米，以及印度的土豆蔬菜等食品价格均急剧上升。这不仅直接推高了消费物价指数，还提高了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强化了通胀预期，引致其他商品价格上升。

　　在食品价格上，中国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是春节前的冰雪天气。恶劣的天气会严重降低蔬菜等副食品在高需求时期的供给能力。如果影响到了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生产，那就会带来更大更持久的影响了。

　　显然，中国发生持续严重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很小。从越、印两国来看，粮食食品供给下降只是诱发高通胀的导火索。从数据上来看，粮食食品的下降还无法完全解释越、印两国高通胀的发生。

　　新兴经济体通胀高企的背景，通常是货币快速增长下的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形成后，在部分物价异常上涨时，容易引发相关物价的恐慌性上涨。而就这一点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初步具备了通胀可能快速回升的基础。

　　如果从越印两国高通胀的发生机理来考量中国出现类似情形的可能性，那么应该说，中国发生较高通胀的可能性似有所增加。即便发生极端恶劣天气的可能性很小，未来一段时间还是很有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影响食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自然灾害。这类自然灾害有可能与业已积累的通胀预期相互强化，诱发较为明显的物价上涨。

　　归纳来看，越、印两国的高通胀不是因为经济超快复苏导致的，而中国较高的通胀率也不是出现较高通胀的充分条件；但从越、印两国高通胀发生的机理来看，中国至少不能完全排除类似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通胀形势提前恶化，为避免局部物价上涨向更广范围里扩散，相关政策将被迫更早收紧，这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意外冲击。虽说这种物价上涨主要不是经济过热引发的，但政策收紧却会抑制经济增长。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是保持稳定物价的根本。印度虽然可耕地面积超过中国，但农业却始终是印度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形势好于印度。尽管中国近年来粮食价格也有起伏，并时常对通胀构成主要压力，但总体价格波动小于国际价格的波动水平，这也是我国物价总体稳定的重要保证之一。

　　物价调控，应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与越南物价快速上涨相伴随的是，越南的房地产市场日趋火爆，房屋需求和房价都呈加速上升之势。有关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的关系争议较大，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资产价格本身应该成为通胀预期管理的组成部分。

　　已有论者提出，当前中国经济有快速向危机之前回归的趋势，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外部输入的流动性规模明显增加，这一趋势有可能延续。考虑到这一额外因素，政策收紧的节奏似应有所加快。

　　无疑，从根本上说，控制通胀压力还需要从经济增长绩效上下功夫。总产出的增加，即经济增长有两种源泉：一是增加投入，如投资基建和(或)增雇员工；二是提高效率，如更新技术和(或)创新管理。从通胀压力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推动，那么就会导致要素价格的上升；如果更多地依赖效率提高推动，将不至于导致要素需求的明显增加，同时却增加了商品供给。

　　自1978年经济改革启动以来，中国小步渐进的改革策略推动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增长。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讨论日益增多。前苏联(包括金融危机前的东亚)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实现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而在于实现的是什么样的高增长，增长能否持续。

　　研究显示，尽管近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较大提升余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比效率提升的贡献率更大。农村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红利乃至人口结构红利已渐渐消失，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经济要实现更好更快的增长需要完成动力转换。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在上世纪90年代能保持相对平稳，其中一大背景是信息网络技术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使得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物价平稳。考量中国的通胀管理，显然这要求我们有更宽广的视角。(傅 勇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