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经济危机深有研究，其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和大萧条》被认为是国际上研究1929-1933年“大萧条”的经典著作之一。今年4月6日，他撰写的关于此次金融危机和大萧条对比的文章，一周之内被下载十万次。日前，他来沪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1世纪亚洲区域主义机制：中国的视角”国际研讨会，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迪拜世界不会像雷曼兄弟

　　文汇报：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引发了关于第二轮金融危机的担忧，目前看来，这种担忧似乎是不必要的，您怎么看？

　　答：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金融问题产生。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从房产蔓延到了金融系统，然后再到政府。现在，我们的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些债务的担忧。在迪拜，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进程非常快，它首先也出现在房产部分，随着那里的酒店、摩天大楼在内的房产市场的崩溃，问题就转到借贷给房产公司的大金融公司，人们担心问题会否进一步转移到政府，进而影响到整个迪拜政府和阿布扎比。当然，这次不会像雷曼兄弟一样引发那么严重的金融问题。这是一次更小的冲击；相比美国，迪拜非常小。但这次债务危机还是给我们一种提醒，表明其他国家也会有问题，比如希腊、冰岛都可能碰到类似问题，而且其冲击会比迪拜更大。迪拜的问题会提醒人们更加小心了。

　　文汇报：的确，此前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迪拜，冰岛倒是一直被人们提及的。

　　答：冰岛的问题持续了两年，其原因是冰岛和美欧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美欧出现萧条，很快就会冲击冰岛的经济。迪拜更多的是与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联系在一起，所以情况不一样。

　　后危机时代的问题没有答案

　　文汇报：您长期专注于金融危机的研究，大家也倾向于将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眼前的金融危机加以对比，您怎么看两者间的异同？

　　答：我研究金融危机有很多年了，19世纪发生的危机，包括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过去50年中新兴市场遇到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一次危机像2007年发生的这场危机那么严重，对全球产生那么大影响。它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如果你看全球的状况，在危机发生的第一年，各方面都和大萧条一样严重。与大萧条的不同在于危机第一年以后的表现，这一次政策制定者对危机做出了反应，他们同时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从而稳定了经济，制止了危机进一步蔓延。而在1930年代，人们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几乎无所作为，因此，“大萧条”会那么“大”，持续了四年，1929-1932年间经济持续下滑。所以，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政策。

　　文汇报：但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是传统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而眼前的问题似乎并不一样，当年的危机带给我们的警示到底有多少是管用的？

　　答：在我看来，发生大萧条的原因和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相似的。1920年代，在大萧条前，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加利福尼亚州)也出现了房产的过度繁荣，美联储的反应是紧缩此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也出现了全球不平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两次危机，很多因素是相同的、相互叠加在一起的。

　　目前的全球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对美国来说，应该将更多资源放到出口行业中，将产品更多出口到世界各地。眼下，应该运用标准的需求管理政策来支撑全社会的需求，而改变经济结构则是明天的事。帮助失业者找到工作并稳定人们的需求今天显得更为迫切。

　　文汇报：那么，您是否同意“我们已经步入后危机阶段”的说法？

　　答：如果你说的后危机时代，是指我们是否解决了所有导致危机的问题，那么回答将是否定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还没有稳固，世界经济尚未平衡。让中国消费更多，让美国储蓄更多，这类问题仍有待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是判断是否进入后危机阶段的先决条件。

　　文汇报：既然说两次危机的成因相似，那么眼前经济学为什么还会面临难以预测危机的挑战呢？

　　答：这些相似的因素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看清的，危机前要看清这些就很难。比如说，我认为中国的确需要认真对待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并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因为我们很容易将这些泡沫同2006年美国市场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并提出类似的警示，毕竟两者之间只相隔三年；但是，如果要把这些同1928年的情况加以对比联想，就很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那个年代。我们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上来学习并吸取教训，而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读历史书的。

　　在我看来，关键问题出在群体心理上。关于这种群体心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过一个非常好的表述，那就是 “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他在1996年就提到这一事实：当市场上涨时，哪怕我们根据历史经验已经得出这是一个泡沫的结论，人们仍旧会找各种各样利好因素来解释市场为什么会上涨，并编造各种解释来证明市场仍旧是健康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每个人都在赚钱，都非常高兴地看到市场的上涨，自然就会倾向于认为那些解释是合理的。

　　根据我的研究，通常来说，危机不可能是一个原因导致的，而是两到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致。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发展。所以，眼前所经历的危机没有哪个人能成功预测到。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预测到房价会下跌，但是并没有预测到整个金融危机；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预测了美国贸易赤字的不可持续性，他的赤字将会缩小的结论是对的，但是，他也没有预测到整个事件。所以，这类预测是很难的；如果你每天起床后就开始预测金融危机，总有一天你会猜对，但这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新兴市场国家大有作为

　　文汇报：根据您的研究，新兴市场在此次危机中又表现出怎样的独特性呢？因为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哪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提出很好的办法。

　　答：过去，1997和1998年在新兴市场发生的危机，其严重程度比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更厉害，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不能做出什么来恢复经济，当时比较典型的新兴国家政府已有非常严重的财政预算赤字，使用财政政策的空间很小，加上很大部分债务要用美元结算，所以他们不可能让本币贬值或降低利率。而这次面对危机则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可以起作用了，他们没有美元负债的压力，当经济下滑时，他们可以降低利率，而不用担心这一举动对汇率造成影响。所以，在新兴市场发生的变化，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了什么作用，而是新兴市场国家自己建立起了保护机制，当他们需要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稳定自身的经济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

　　文汇报：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答：拥有大量美元是一件好事，可以让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保护自己，当出口商和银行需要美元时，随时都可以拿到，但是这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做的，可能是向中国及其邻国学习，建立一个储备池。我了解到，“清迈协议”的签订就是要让每个国家都从储备中拿出一亿美元，放在一个池子当中，当一个国家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从中取出一部分，用后归还，这样一来，每个国家就不需要自己储备了。这就像你不需要自己有一辆自行车，而可以借来使用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