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食用油、粮食甚至连不起眼的大蒜、辣椒价格都创下新高。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称，食品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和通胀没有关系，劝告民众“不要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因为食品价格上涨是由供求关系以及农产品自身周期决定的，而通货膨胀是货币发行量增多造成的，“是两码事。”(据昨日《新京报》)

　　在笔者看来，尽管通胀在理论上确乎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商品价格上涨也往往由供求决定，但此时此地制造此类表述，未必恰当。因为公众在意的是通胀是否会继续、是否会恶化，关心如何让自己辛苦攒下的钱不变毛，并不关心货币发行是否和商品对等。如果此时此刻，罔顾居民生活感受，一力撇清政策和生活现象之间的干系，并不合适。

　　从周期来看，如今的通胀现象抬头并不孤立，是最近几年来经济风向的自然延续。两年前，曾有因猪蓝耳病引起的猪肉价格暴涨，随后引起食品类价格跟风上升，2007年中期，国内CPI曾摸高至4%以上。之后，因为美国次贷危机逐渐爆发、深化、扩散，引起宏观经济增速回落，转而迅速压低了物价水平，通胀势头被暂时遏制。但客观地看，今天的物价上涨苗头与此前的通胀迹象一脉相承，都是我们为昔日高增长、低通胀所付出的代价。

　　理论上，通胀是伴生增长的必然过程。无论稳态增长的时间有多久，无论其背后包含了政策多么苦心孤诣的调节，但几年抑或几十年后，在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末端都会出现通胀的报复性反弹，以及伴随通胀深化带来的资产泡沫膨胀，然后就是因泡沫破裂导致的经济停滞，进入中期萧条并结束一轮周期。从经验上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能够摆脱这一宿命。

　　从现实反证，本轮物价上涨始于基础商品价格上涨，先是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反弹和国内油价偏高，基本原材料等产品价格上扬，逐渐扩散到普通农产品。从这层意义上，所谓花生减产导致的油料价格上涨，天气因素导致的蔬菜价格上涨，刺激政策伴生的巨额货币投放，都不过是内因，它们在短期内共同作用，放大了外部因素对国内物价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受到危机冲击最烈的普通居民能否负担物价的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这可能产生抑制消费和投资能力的负面效果，导致宏观经济重回紧缩状态。必须提醒的是，留给政策制定者的时间可能非常有限，一旦应对失当，可能导致国内刚成长起来的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在因房价上涨背负巨额债务的同时，还要来承担物价普遍上涨的后果，这在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利益的公平分配。

　　笔者认为，现时政府不应坐视食品等居民消费必需品以“市场化”名义过快上涨，宜及时采取措施逐步稳定市场、修正预期。在供给领域，可考虑微调按地块直补农户的现行政策，例如按农户产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数量，进行对应的比例补贴，以鼓励农民增加产出，满足市场需求；在需求领域，或可考虑提升在职和已退休人员的工资收入，对低收入者提供适度的生活补贴。

　　此外，在长期内，政府还可考虑逐步开放农产品进口，舒缓国内的供需紧张状况。既然我国农村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城镇化，那么让世界养活中国也应成为“中国模式”的选项之一。“入世”之后，开放的工业部门经历调整，逐步确立了竞争力。而农产品部门，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推动本国农业生产率提升，也是早晚都要做的事情。如果因为担心冲击农村既有的收入水平，拖延城市生活成本与国际市场并轨，就可能因国内物价过快高涨，产生市民家庭数十年积累被通胀掠夺的后果。如此，既不可能产生理想中的公平反哺，也难以带来效率的改进。

　　□沈洪溥(北京 学者)